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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罪与习性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基于人类具有“原罪”。上帝造人，造出一男一女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上帝命令而偷吃禁果，这份罪责便随之传给后代。所以只要是人，生来就背负着原罪，不能够自我救赎，必须要依靠耶稣的拯救。 儒家文化也讨论人性原始的伦理道德，而且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孔子的时代，他不曾明确为人性的善恶定论，孔子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性天生都是相去不远的，只是后天的行为习惯才使每个人的表现差异越来越大。 那么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用基督文化的语汇来说，人之初，到底有罪还是没罪呢？ 孔子没有定性，而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却给出了不同答案。儒家“亚圣”孟子提倡“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怀有善心；而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具有恶心。正是对人性的基本判别不同，便衍生出了对于治国理政的思想不同： 孟子坚持德治、提倡仁政，希望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心、教化善念；而荀子作为儒学家，在“性恶论”的理论下，教出的是李斯、韩非子这样典型的法家弟子，法家思想者正是由于不信任人性才重法度，要用法令来约束人性之恶。  儒家文化（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便是“德治”与“法治”的分野。 但理论出发点的不同，不影响融会贯通的运用自如，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德治”与“法治”并存的手段最成功有效。对于人性的两面性，既要进行德治的教化和引导，也要运用法治的约束和保障。 所以与基督文化的信原罪、信救赎相比，中国儒家更信人性善恶并存、信人性天生相近，要靠后天的修习来实现自律、靠德法的兼治来实行他律。 儒家文化，是一种退而修身、进而治国、修己达人的实用型文化。 四、宗教与文化 两者还具有最本质的不同：基督文化是宗教信仰，而儒家文化是人生修养。 基督文化，一切教义首先是以信仰上帝为前提，无条件信服是理论成立的基点，所有信奉都来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神性崇拜； 儒家文化，以老师的教导内容为至理，一切学说都是经验总结出的道理、是理性推导出的逻辑，所有认同都是基于对现实存在的人性分析。  宗教的神性崇拜（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任何宗教的神性崇拜都是强调唯一性、具有排他性的，必然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的思维；但是作为人生修养的学术理论正好相反，是从理性出发形成的思维产品。 有些观点认为，在中国，严格的宗教意识从来都不真正深入人心，所以中国人缺乏信仰，缺少来自教义力量的约束，缺失源自末日审判的畏惧，所以会道德滑坡、所以会丧失底线……但这实在是一种文化上的偏见。对于广大中国人，虽无宗教，却有信仰。 大部分中国人，受文化基因中代代传承的现世思维影响，对无法证实的神明和死后世界是否存在确实存疑，因此难以彻底信奉宗教中宣扬的唯一真神。但是中国人绝对信奉着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社会形成公论的道德教义，信奉“厚德载物”、信奉“为政以德”、信奉“忠孝仁义，信礼智勇”、信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信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信奉“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信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儒家文化从人性本源、到目标设定，从修身过程、到社会推广，全都给出了明确的思想认知和操作方法，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些理论学说足够指导一个人成人、成事、成功。所以中国人的信仰，不是冥冥神明的救赎，而是自身文化的指引。 儒家文化，是一种以文化信念取代宗教信仰的理性力量。  把耶稣当做神圣来礼拜（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五、尊神与尊师 12月25日圣诞节，是把耶稣当做神圣来礼拜；而9月28日祭孔日，是把孔子还原为教师来礼敬——所以祭孔日的本质，是教师节，而不是“圣诞节”。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重点始终是“师”。 如果以一个周游列国奔走呼号的政治人物的角度来打量孔子，那么孔子的一生无疑是失意的一生，他在生前从未圆满实现过政治抱负。而历朝历代优秀的政治家却数不胜数，他们在仕途上比孔子大有作为，可他们却都没有成就孔子的名声，为何？就因为孔子最伟大的身份，不是政治家，而是教育家！ 他是一个开设私学而有教无类、提倡六艺而因材施教、弟子三千而贤者弥众、学而不厌又诲人不倦、编撰六经又教学相长、为社会成就“学而优则仕”的有为学子、为后世传递经世致用的人间真理——这样一位具有开创性、示范性的成功学者与师者。 教师，是孔子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身份，是他最朴素也最恒久的价值；教师，是中国文化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敬重、不同于神性崇拜而达到的一份理性尊崇。 儒家文化，是一种尊师重道大过尊神拜圣的学习型文化。 9·28祭孔日，它的意义绝对足以与圣诞节比肩。耶稣作为人类原罪的救赎者，是宗教中的灵魂拯救者；而以孔子为代表的教师，正是现世中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当基督文化信徒把心灵归宿寄予神的时候，中国文化只是让人们把心灵安顿给自己，以文化教导为信条，不是以到教堂每周礼拜的形式、而是以在社会终身学习的方式，修己达人，内圣外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