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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经济腾飞，国人重拾自信，除了一些择不善而固执之的公共知识分子，大概甚少有人再相信国学是封建余孽，国学必须要对中国自清代中叶以后的积弱负责这样的混话。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台湾王财贵先生开展读经运动以来，各地读经蔚成风尚，书院私塾，遍地开花。笔者平日常被邀请作国学演讲，与机构、家长均有接触，深知繁荣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谓予不信，请听我一一道来。 第一个危机，来自于合格的老师百不得一。国学精深广大，若不曾受过十年以上专业学术训练，就敢走向讲坛，能不误人子弟者，可说绝无仅有。 2000年，一家较早从事读经活动的机构负责人，曾到我北京家中拜访我。他随身还带了北师大某教授讲授《大学》的录音，奉若圭臬。我一听他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亲民就是亲近民众”，立刻说打住，这个解释错了，亲是新的通假字，亲民应该是新民，是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意思。这位机构负责人一脸茫然，道：“会这样吗？”我立即翻出书架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给他看，他还是一脸不信，喃喃道：“某教授讲的会错吗？”他不知道，这位教授本不是研究国学的，只是教育学专业的教授，以外行来谈国学，不是妄以己之昏昏，欲使人昭昭吗？再说这种机构负责人既然号称是推广国学，怎么能连《四书》这样最基础的国学经典都不曾读过呢？以后又在小朋友处见到国学诵读教材多种，注音、解释无误的，我连一本都没见过。这让我想起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的一则故事：某地有塾师水平很差，不识“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后来有新塾师念“郁郁乎文哉”，学生骇怪而散。时人有诗嘲曰：“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十年来，笔者接触书院、私塾机构数以百计，除了北大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先生的龚鹏程国学院、北大中文系博士檀作文先生的雒诵堂私塾、杭州民间学者季惟斋先生所办的私塾是国学正脉，其余莫不是只会念都都平丈我的老师在讲课，这种情形实在太可怕了。 其实，判断一个塾师是否具有基本的国学素养，只要看两点就够了：一、他会不会写合格的诗词，二、他会不会写合格的文言文。古代有些印刷得特别差的书叫作麻沙版，这些老师也可称作麻沙版老师，他们当中，具有基本国学素养的，一万人中能有一个吗？ 第二个危机，来自于家长自身的功利性思想。 国学在传统上是精英之学。夏商周三代，教育就已经非常发达。从国都到僻乡，莫不有学。正常人家的孩子，八岁进小学，学习洒扫应对射御等实用技能，是名小学，及至年十五，天子的元子、众子、诸侯大夫元士的嫡子、庶人子弟中尤其俊秀的，才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所学的，才是国学的精华。国学延续三千年，其本旨是成人之道，是使人懂得生命的庄严、人生的崇高感和美感。研习国学，绝不能抱功利思想。一旦想着学国学怎么“有用”，其用心就卑下了。真正的国学教育，就该像龚鹏程教授、檀作文博士、季惟斋先生那样，由诗入手，涵养性情。然而很多家长，只把国学当作让孩子守规矩的训诫，于是《弟子规》这样的糟粕，堂而皇之成了“国学经典”，实在是令人齿冷。 第三个危机，来自教育者的乡愿卑贱。 国学教育，从来靠的都是教化。教化什么，如何教化，教化的目标怎样，这些在从前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但现在很多机构为人民币服务，把国学当成商品卖，只要你想要的，我们什么都能提供。这个过程中，标准便在一点点地降低。大众读不了正体字，于是就用简体字教材，大众不能接受正音诵读，于是就改成普通话朗读，大众想听他们听得懂的，于是精深的义理、高贵的精神，被要求往通俗甚至庸俗的方向讲。 英国学者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很多人把大众当成弱智并视为理所当然，于是知识本身不停降低标准。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低智商社会》一书更是呼吁，现代社会群体弱智正在蔓延。国学本来应该对中国人的情、志、意都有一番提升作用，可是今天在不合格的老师、功利的家长、卑贱的机构共同作用下，只会让国人变得越来越笨。所以，不功利的家长，在让自己的孩子学国学前，先好好地擦亮双眼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