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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知识、教养、情趣尤其是健全人格的形成，主要依靠教育。因此，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包含起源和导向的意义。河流的上游污染了，下游只能束手待毙。教育要是出了根本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就会失序、混乱。这样的社会顽疾一般也是难以根除的。 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与西方的education等同，因为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因此，全面照搬西方现成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不会成功。经过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中国教育有很成功的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痼疾、困厄。严肃、深刻、全面地思考其中得失成败之因，对于未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根本方向性的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师”在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教育中“师”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社会问题，实质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以期引发思想界对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师”与道统 韩愈《师说》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其辞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为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之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之依附，则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之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之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始。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言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滕文公上》）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应是不可怀疑的。“礼治”是周朝的立国之本。施行礼治的管理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培养出来。而统治思想的论证、各种制度的设计等，最终也依赖于人才。因此，教育涉及到周王朝长治久安和统治延续接班的根本基业，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周礼》关于周朝的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完全出于杜撰，所谓辟雍、成均等名，应该渊源有自。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地官·保氏》，周朝学校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天运篇》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不仅创立了百家学说，同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但是，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乐》亡佚）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也是难以分割的。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手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手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师傅的本质区别。孔子之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传道授业延续不绝。战国中后期之齐国稷下，更是名师硕学荟萃之地，成为各地莘莘学子慕名向往之胜地。秦汉所设立博士之官，实际即是各学科之名师，亦为学界翘楚。这些在讲坛上向众学子传道授业者，也是中国思想的伟大创造者。孔子自不必言，从孟子、荀子、董仲舒，到宋明的程、朱、陆、王，直至清末明初的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他们皆为青年导师，亦为学界首领，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不仅通过授课生徒传承中国文化、思想，使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同时创造新的思想、学术，让中国文化、思想的长河更加波澜壮阔。圣贤思想通过师的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孔子和儒家思想通过读经和教化，渗透到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之中。古代中华文明因此延续几千年，即使在19世纪中叶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今日中华民族又展示出复兴的曙光。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这些振铎舌耕的大师们，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之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师”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职业 师在古代中国的这种地位，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中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伊斯兰、印第安以及非洲等文明明显不同的特征。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维科（G.B.Vi⁃co1668-1744）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必须具有原始宗教。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科学、艺术、哲学。从人类历史看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异常深厚和十分顽强的影响力。一般人们所谓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在西方，宗教不仅是古代人们生活的意义指归，也是中世纪的统治思想，实际上伴随整个西方文化的进程。近代以来，康德论证了哲学的对象及其功能，亦为信仰留下空间。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叶宣称“上帝死了”，而且现代科技无孔不入，但宗教在西方的领地没有丝毫收缩，依然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学术是一个互补的整体，是平衡整个社会的精神两翼。不仅是西方，在今天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中，例如日本、韩国，不仅传统的宗教影响力仍然存在，而且新兴宗教可谓如雨后春笋。可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依然非常巨大。 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现象。中国的宗教状况即属于一种特殊。现今考古发现，远古中国也有大量原始崇拜遗存，不仅新石器早期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有大量祭祀的玉器，直到殷商时期，原始宗教对于社会生活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甲骨文证明，商王每日占卜，重大事情请示鬼神做主。《礼记·表记》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为确实之论。但是，这种历史发展轨迹在西周之后发生逆转。 边陲小国的周武王，打败了政治、文化中心的泱泱中原大国殷商，仅仅用神灵、天命是无法解释这一巨大历史事变的。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让刚刚立国的西周统治者警钟长鸣、如履薄冰。《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朝开国之君和圣贤，时时告诫后王以殷亡为鉴，崇德爱民，励精图治。为此，西周统治者树立了“以德配天”的观念，建立了“礼乐”文化。后世所谓周公“制礼作乐”，实质上是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了礼乐文明的社会形态。而“礼治”的关键，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宰（礼即理）。于是，社会观念和风气为之大变。鬼神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统治者的活动中，退出了支配人间社会的高高在上位置。巫师在周朝已经远不如商朝那样，只是一般的宫廷供奉。残余的敬神祀鬼基本隐退为仪式性的活动。这种仪式的性质正如后来荀子所言：“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从《尚书》《诗经》《左传》可以看出这一历史变化，国家的管理即处于理性的指导之下。 因此，与古希腊、古印度崇尚天神、梵天等超现实力量不同，中国从周朝开始即崇尚理性。（张光直先生将殷周巫师与萨满在萨满教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影响进行类比，其实很不恰当。周朝的巫师与萨满已经具有本质的不同。）作为西周文化集大成者的孔子，在春秋末感慨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并竭力宣扬“克己复礼为仁”，是对于西周礼乐文明体制的深刻认同。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罕言“性命与天道”，表明孔子对于崇尚理性的西周文化传统身体力行，是礼乐文明本质特征的有力佐证。 西周建立的礼乐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王国维称此为“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论》）礼乐文化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明之总特征。此后，先秦的儒、墨、道、法诸家，皆鲜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尽管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例如梁武帝）崇信佛法，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中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没有成为国家宗教。传统的佛教、道教，对于古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瞿同祖先生说过：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没有国家宗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最为不同的特点。这在当今世界上是非常独特的。 除中国以外，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宗教密切相关。卓新平在《全球化的宗教与中国文化战略——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书中表示：“当今世界人口约70多亿，各种宗教信徒近60亿，占世界人口的85%，当前中国人口约13亿，各种宗教信徒已逾3亿。”可见全世界非宗教信徒的10亿人中，99%以上是中国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项“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教传统的比例（百分比）”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两个调查的结果大致相同。 当然，上述宗教有现代宗教与传统宗教之分。例如佛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而古代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和佛教的世界，与今日世界的政治势力版图仍然具有一种大致的叠合。今日世界上爆发战争的地区，也与古代的宗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于没有国家宗教，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 如果说，一种成熟的文明必须具有宗教，那么没有国家宗教的中国，是如何实现社会的各项运作，而且保持高度的文明程度呢？换句话说，一般社会的宗教功能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实现的？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宗教，但是，儒家思想通过读经、科举等途经渗透在中国智识阶级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引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也能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的人格理想，与一般宗教的圣徒、烈士在本质上相通。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时刻，总有仁人志士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种行为展示的就是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与儒家舍生取义信念本质上一脉相通。而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生活中，师则是轴心。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师，决不能等同于teacher、professor之类。除了道统的传承、光大，师的人格意义亦为中华文明之特质之一。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的宗教文明，理性的中华文明中没有直接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主教、佛陀、大阿訇等，师实质上兼有介入人们精神生活的职能，兼有主教、佛陀、大阿訇等的职责。在古代中国，道德历来与文章并论，人品比学问更重，这是中国文化中对于为师者的双重要求。孔子为后人尊崇为圣人，是“万世师表”，亦为全体民族的楷模。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成为中国文明中之道德基础。以后历代之为师者，即是这种社会理想的传承人和道德的身体力行者。师之行为方式，不仅为智识阶级也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因此，虽然可以说，道为师所存之根本，而更应该说，师之所存为道之具体体现，或可以说即是道之肉身化。 可见，古代中华文明中之为师者，虽不能说与西方圣徒相似，却肩负着学术、思想和道德之三重重任，传承中华文明之圣火，贯通几千年圣贤之血脉。 新学之兴与“师”之隐退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转型，师失去了依托的载体，从社会生活中自然退场了。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直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四部之学”之知识范式，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由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形态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重大问题至今难以解决。 第一是学科建设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例如屠呦呦先生研究的《肘后备急方》，在古代属于“子”部，现在毫无疑问归入医学。当下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西方没有任何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当前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学科建构中则异常困难，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如何将“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史”，绝不简单等同于今日的文学和历史学，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第二是学术功能问题。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学科，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却不尽相同。譬如说，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意义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学科转换之后，“经”部被肢解，经学消亡。“经”部文本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经师”因此自然消失。读经、修身、科举这种传统儒家的生活模式完全废弃，师与道所承担的中国式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消失殆尽。 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现代知识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是，“四部之学”的消解导致“师”的退场，导致读经、修身活动消亡，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 “师”的缺失及其社会问题 师的退场，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一种文明形态的转换。 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也是不可能延续、发展的，更不可能辉煌。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照此推论，中国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社会的模式，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那样的中国只能成为现代化的“独轮车”。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这种“独轮车”式的现代化社会在地球上还没有先例。 就今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随着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当下虽然也有一些“国学院”“儒学院”和“书院”，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他们成为了真正的teacher和professor。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天地君亲”并列，承担社会教化功能而被普遍尊崇的“师”消亡了。读经修身这种启蒙必修课的废弃，拆毁了智识阶级道德人格建立的基本训练，进而导致智识阶级的精神虚无化。因此，在当下中国，不仅真正的儒家十分稀有，真正的道家、佛家也不多，倒是纵横家们风生水起，各领风骚。为师之道在今日中国已经空心化。而为师之道的空心化，其虚无的深度和烈度要远远大于官员、商人的空心化。因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个人道德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官员、商人。由此而导致的虚无主义，是当下飘荡在中国国人心灵深处之幽灵。 师的退场也导致社会教化的形态基本终结。就像必修的功课缺失导致基础知识无法建立一样，当下中国庞大的受教育群体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世界，从理论上说就必然处于一个价值真空之中。对于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这正是釜底抽薪。为师之道与为人之道，其根本也是常人的道德，两者之间内在相通。故钱理群先生悲叹：今日如北大、清华这等高校，所培养者亦不免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究其根由，也应了韩愈《师说》之言：“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核心价值观建构与知识创造是教育的两个根本功能。在西方这是由教会和学校分开进行的。建制上大学与神学院分开，并行不悖，当然相互之间也有互补。中国教育必须把现代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坎。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无非只有两种选项：或者通过教会、寺庙、道观、清真寺来承担全民的教化功能，或者通过学校承担这种教化功能。如果第一个选项没有实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思考在学校教育中，如何在传授知识的教育之外有效地进行人格教育。试想当下中国，除了在学校中尤其是中小学设立读经学制，大概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中国教育的两个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从体制上说，为了培养经师，则必须设立经学院。大学与经学院可以独立运行。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学术上也能够互补。大学必须是现代化教育，西方大学教育是样板。经学院培养经师，应该像西方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一样。 人类历史上湮没的文明很多，例如巴比伦，古埃及，亚述，迦太基等等。现在的希腊人与古希腊文明没有关系，现在的意大利人与古罗马文明也没有关系。由民族国家把古代文明一直传承至今，严格地说，只有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如何延续、复兴，应是当下中国有识者之首要课题。张之洞云：“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劝学篇》）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兴在于教育，亡也在于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