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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读书理论肇自孔子。“读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显然，孔子认为“为学”是要“读书”的，他收集鲁、周、宋诸国的文献档案，先后整理、删订《六经》，他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所教弟子达三千之众，他不仅教书不厌，诲人不倦，而且自己读书也异常勤奋，留下了“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的佳话。 读书主张“学而优则仕” 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即培养适合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君子”，这成为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儒家学说的主流是主张读“经”为“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入世建功勋的积极进取精神。孔子的许多弟子包括孔子本人都曾经到处求过官、践履“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开“读书做官”之先河。孟子进一步为“读书做官”作理论论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道义也。”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为读书求官的儒者打开了朝廷的大门。唐朝沿袭隋制，完善地建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为平民百姓设计了通过读书也可以入朝为官的道路，大大地激发了平民的读书热情。“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话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口头禅。 读书活动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和功利性，从“读书做官”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诸多有关古人阅读的史籍中，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做官”可以说是古人读书的主要目的，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分不开的。在古代史籍中，我们随处可见某人先是如何勤学，如何苦读，然后如何“博极经史”，如何高中进士，如何得为大官。他们认为读“经”就是要“经世致用”，达到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他们虽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着想，有着一种入世建功勋的积极进取精神，其中也包含着某些有利于社会进步、有益于民生的积极因素，然而，他们是以谋一己之私利为目的，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要追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名利双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作为取得高官厚禄的“敲门砖”。今天，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而读书的伦理目的。 贫家子弟勤学苦读 然则许多贫家子弟虽然喜欢读书，但因家中贫穷，或读书无灯，或读书无书、无笔、无墨，但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留下了许多令人击节叹赏的佳话。明代冯京第曾撰《读书灯》，列举了数十个古人夜间读书因家贫无灯而用他物替代以继日的事例。而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这就是千古流传的“凿壁借光”的故事。再如车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晋书》）这就是成语“车胤囊萤”的典源出处。还有苏颋颁“每欲读书，又患无灯烛，常于马厩灶中旋吹火光照书诵焉。”（《开元天宝遗事》）其他诸如路温舒编蒲抄书、朱买臣负薪苦读，高风流麦、承宫放猪苦学、贾逵隔篱听讲、沈鳞士织帘诵书等等耳熟能详的事例，不胜枚举。他们克服困难，勤学苦读的精神，让人敬意油然而生。至于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战国策》）沈峻“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梁书》）这种刻苦砥砺，勤奋读书的事例，闻之无不使人动容。 传统读书方法种种 从古人的读书事迹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许多读书方法。如诵读、抄读、听读、速读、精读等等，这些读书方法至今对我们读书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古代不仅童蒙教育以诵读为主，而且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日诵万言”被当作一种读书美德。古代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诵读上下过苦功。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勤于诵读，以致“口舌生疮”；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十三经尽皆背诵”。同样，“诵读”、“读诵”、“讽诵”等词也经常在古代史籍中出现。如倪宽“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汉书》）朱买臣“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汉书》）范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读诵为业”。（《晋书》）等等，不胜枚举。古人之所以文思泉涌，妙语连珠，正是通过诵读，有无数篇文章烂熟于胸，才能有这种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而这，正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抄读就是通过抄录书籍来达到对书籍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或印刷术不很发达而书少难得的时代，人们十分重视抄读。顾炎武谈到过抄读产生的“一变为三”的效应。他从11岁开始抄读约900万字的《资治通鉴》，经三年熟读抄写之后，就有了三本《资治通鉴》，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的一本。古代史籍中还有许多同样的事例，如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拥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三国志》）张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以致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明外史》）他们既可解无书之窘，又可以练习书法，还可以在抄写中加深对书籍的印象，可谓一举数得。不过。现代人是很少去抄读了，因为抄书太费时间，而且也有抑制思考的副作用。然而，作读书笔记、摘录卡片等读书方式却依然有着古人抄读的痕迹。 对于因某些条件限制而不能阅读者来说，听读，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读书方法。如石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晋书》）王冕“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忘其牛”。（《明外史》）胡旦“喜读书，既丧明，犹令人诵经史，隐儿听之不少辍”。（《宋史》）他们或因眼睛失明，或因无书可读，或因不识字而不能读，但他们克服这些困难，想方设法地读书，勤奋学习竟到这种程度。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过：“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就是说读书要精读。精读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方法之一。关于精读，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记载。如田敏认为“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宋史》）何涉“案上惟置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正错校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明道杂志》）苏轼“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田居乙记》）确实，对于一些名篇，学习价值高，内容精粹，言简意赅，非精读不能掌握全书的要点、难点。古人所说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