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五一年夏，陈寅恪全家合影于广州。后排左起：次女陈小彭、长女陈流求、幼女陈美延。 一九九五年底，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一时间，陈寅恪成为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并持续至今。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主张，不仅成为当代学人追求的学术精神，更被一些文化人视为安身立命的信条。近日，由弟子卞僧慧先生撰写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由中华书局出版，由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也由三联书店出版。 作为史学大师和知识分子的陈寅恪早为我们所认识，而作为父亲，作为老师这些平常人的一面，却较少被提及。于是，在五月十八日举办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出版学术座谈会”上，记者见到了陈寅恪的女儿和多位弟子及众多学者，借由他们眼中的陈寅恪三个侧面，穿过学术大师的光环，把他看得更为真切。 作为“史学大师”的学术一面 陈寅恪最为学界尊崇的就是他的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古史研究。关于他的史学成就，已经有大量的书籍和文章作为讨论，这里，我们约请了刘梦溪、胡文辉等学者和弟子胡守为，再次重申他的史学大师的一面。 他是用传统文化阐释历史 （胡守为 陈寅恪弟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以陈寅恪先生为例，就两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第一，他为何治学；第二，他如何治学。 如果从简单的方面来说，可以从陈先生1929年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写的那首诗找到答案。陈先生非常重视文化。他本来数学基础很好，从他在德国留学带回来的十几本学习笔记里就有两本是高等数学的笔记。但是，他选择了历史。他是受到什么原因的触发而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在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写的诗里他讲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当时很多学生毕业以后跑到日本去学中国历史。本来，留学互相交流，这也很正常。但是“群出”就成问题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跑到日本去学中国史呢？当时世界上公认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最高的是日本。陈先生一生做的是中国史方面的新的领域，从文化来讨论历史。这一点他在唐代政治史论里讲得很清楚，他把唐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英国隋唐史专家杜希德（又译“崔瑞德”，《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曾讲到，研究唐代政治制度第二个高峰就是由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第一个是内藤湖南。陈先生确实把中国史的研究提高到世界最高水平。另外，日本历史学家池田温在一篇文章中说，近来日本研究唐代政治史的很多，但是他们无一不受陈寅恪的影响。我有一次在会议上见到另外一位日本非常有名的学者谷川道雄，他说我也是陈先生的学生。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学问是受陈先生的影响，这也印证了池田温所讲的话。我觉得，陈先生那么高的成就，在于他有一个崇高的治学目的。 第二，读书不肯为人忙。读书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为别人”，换句话来讲就是求名利，这样的学问就会出现各种弊病。为己，应该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要求创新。他一生主张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就是这个道理。不要受人家的限制，而是要自己有创新能力，他自己也做到了。 我们对陈寅恪的了解远远不够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我近三年对国学做了很多研究，我认为，陈寅恪先生是真正的现代史学大师，他的学术里有思想，有精神。仅仅把陈寅恪先生归结为国学大师，不是扩大了他，是局限了他。 我近20年一直没有离开过陈寅恪先生的书，说研究也可以，说阅读体会也可以。陈先生生前很幸运，他能够出生在这样一个大的家族里，从小留学，精通那么多文字，1925年很年轻的时候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再之后他也有幸跟唐景嵩的孙女结婚缘，这也是他的幸。 但是他也有不幸，他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他内心精神的苦痛，他觉得在当时，不会有人了解他的学问，也不会有人了解他的精神。因此题词说“恸哭古人，留曾来者”，还说过“后世相知或有缘”。 当然，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研院”史语所以及清华大学老的那些人也了解他，但是在50年代以后，陈寅恪先生去世之前，他遭遇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实际上没人了解他。不了解的原因，有时代的限制。 当然也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你不一定念得懂他的书，不一定了解他的精神。即使了解一点他的精神，你不一定引起共鸣，即使引起共鸣也有深浅之别。 《柳如是别传》不是他的最高峰 （胡文辉学者，《笺释陈寅恪诗》一书作者） 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成就现在已经被充分认识得差不多了。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有些东西可能被拔得太高了，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也可能说认识不足。在研究方面，我觉得他的隋唐史研究最重要。他后来搞《柳如是别传》，因为年纪大了，以他那种情况不可能做得精细。二是篇幅大了一点，缺乏剪裁。所以，我觉得《柳如是别传》还不能代表他的最高峰，现在有些人从他的精神角度，文化精神什么的，觉得他这本书是高峰，但是我觉得从纯学术来说，还是早年、中年的时候是高峰。  一九二五年四月，留学期间的陈寅恪摄于德国柏林。  一九五九年，陈寅恪摄于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寓所。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发了“陈寅恪热”，但在这轮所谓的“热”中，有很多的误读和误解，事隔15年之后，我们真的认识作为大众文化人物的陈寅恪了吗？记者访问了多位学者，其中，包括几乎从不接受采访的陆键东。 只能继承，不太容易超越 （陆键东学者，《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 新京报：你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来，整个知识界、文化界重新发现了陈寅恪，认识了陈寅恪，这十几年关于他的著作出了好几本，陈寅恪的传记也有好几个人写了，在你看来，现在对陈寅恪的研究，有哪些地方比较理想，有哪些地方还不太够？ 陆键东：从纯粹的学术层面讲，我觉得陈先生的治学、研究方法，包括他的逻辑性，以及我们这十多年强调的他那两句名言，要形成比较确切、而且很深的认识，可能还有待努力。我觉得陈先生的研究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非常奥妙的地方。陈先生做学问很细，不仅可以看到日本学人的治学特点，而他的逻辑性，思维方法，还有那种视野，很有欧洲学者的眼光。我觉得，陈先生治学的方法和学术视野，还有很多空白等着我们去开拓。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很多学者说陈先生热不一定是好事，我愿意从善意方面去理解，就是陈先生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功夫，需要后辈去继承。 陈寅恪和梁启超这一代学人思维超前，治学方法中西结合，加上旧学功底扎实，从这些方面来讲，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继承，不太容易超越。 新京报：你认为产生一个大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陆键东：有几样东西是没法选择的，一个是天赋。天赋太重要了，梁启超的天赋就是写作，什么东西到了他的手下就很生动。他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口述，这种天赋是学不来的，而且不可求。另外就是家学的渊源，这也是很难学的。陈先生的史识是大家公认的。从大事，中事到小事，他一眼就看出整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也可以看到未来这个事情是怎么进步。 新京报：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走近陈寅恪才是比较合适的方式？ 陆键东：当今中国五六十岁这一代人，他们都经历了世纪的一场场大变局，他们的历史感是从来都没有那样的刻骨铭心。陈先生有很多故事，在这一代人看来比较好理解。新一代人要重新认识这段历史，需要“了解之同情”。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条件。对一般大众而言，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界有这么一个人贡献这种思想，已经很好了。 新京报：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