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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亲手触摸到一流藏书家的各种珍本，为以后从事古文字学、词学夯实了根基。饶宗颐学问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 几年后，他的成名之作《楚辞地理考》付梓，此书对钱穆“先秦时期楚国文化甚低”的观点提出异议，一时间形成楚辞学争鸣的风气。那时51岁的钱穆已是史学大家，而饶先生，只有29岁。 在香港，饶宗颐还结识了生命中至为关键的一位“贵人”——后来成为他学生的方继仁。方是儒商，秉着文化命缘上的惺惺相惜，他不仅劝饶先生留在香港，而且长期出资支持饶先生多次东渡日本遍访古籍，西赴欧洲整理敦煌文献。对于先生走入国际汉学研究主流，功莫大焉。 显然，香港是饶公的风水福地。学界奇人的这份香江奇缘，谁能参透呢？饶公曾如此评价：“香港是一个破了model(模子)的世界，你还没有活动就给你限定了，这种model，作为管理是比较方便，但对于人的 饶宗颐“五洲历其四，九州历其七”，治学逾70载，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语境下为国学乃至东方学争得一席之地，进而影响了西方学界。他发表的《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被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奉为教材，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终被西人承认为“世界汉学的导师”、“亚洲学术的骄傲”。 天性、兴趣的发展，我就不敢说好了。所以我是一个不能进入model的人。我这个人非要搞七搞八，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有香港，才有饶宗颐这个人。”反过来，饶宗颐也俨然是香港的文化座标。2000年，香港政府为他颁发大紫荆勋章，表彰其对香港的杰出贡献。余秋雨有句话广为流传——“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从乡邦走向世界 1950年，饶宗颐定居香港。两年后，他进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由于种种地缘优势，他不像内地的学者一样中断研究，相反，治学规模逐渐撑敞，真正进军国际汉学界，从研究乡邦文献才子学人，成长为堂庑深广、世所罕见的汉学宗匠。他走访过日本、法国、德国等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结交国际顶尖的汉学家，如法国的戴密微、荷兰的高罗佩等，寻访到大批海外的珍贵文物文献，学习西语洋文，吸取外国的研究方法，并推出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等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1962年，年方45岁的饶宗颐，荣获号称“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的法国法兰西学院“儒莲奖”。 焕发着学术活力的饶宗颐并不满足于此，他继续将治学领域由汉学不断扩至东方学乃至世界文明交流史。60年代他远赴天竺梵文研究中心研究中印关系，跟随印度好友白春晖的父亲、印度著名婆罗门“老白春晖”学习印度经典《梨俱吠陀》。 之前饶宗颐已跟从白春晖学会梵文。世人皆知梵文之难，更何况古梵文？可是他说：“梵文文法其实不难，我想陈寅(恪)老为何学得那么辛苦，在德国念过，在北京又跟钢和泰，一定是方法不对。”除了通晓英、德、日、印度、伊拉克等国的语言文字外，饶公还精通希伯来文和巴比伦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