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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火罐在我国已有超过二千年的历史，是一种独特的治病方法。但是，中医各种治疗的方法中，拔罐发展过程是最缓慢的，长期以来，主要是用以治疗痈种疮毒，到清代虽有所拓展，而从总的情况，仍宥于疮疡外科的外治法之中。因此，本来属于刺灸法之一的拔罐法，在我国古代大量针灸著作中却十分鲜见。尤其是清末之后，随著针灸医学本身的衰落，拔罐法也流落于民间，其发展更趋于停滞。  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已经有关于角法治病的记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其中“以小角角之”，即指用小兽角吸拔。据医史文献方面的专家考证，《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医书，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表明我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六～二世纪，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 东晋人葛洪，在其所撰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用角法治疗脱肿；所用的角为牛角。鉴于当时此法盛行，应用不当易造成事故。所以葛洪特别告诫要慎重地选择适应症候，书中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肘后备急方•卷中》)。这显然是有道理，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所列的多数病症，也确实不是拔罐的适应症。 到了隋唐时期，拔罐的工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竹罐取材广泛，价廉易得，大大有助于这一疗法的变及和推广；同时竹罐质地轻巧，吸拔力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在隋唐的医籍中，记载这方面内容较多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外台秘要》对拔罐法在书中多处加以具体的介绍，在第十三卷中提到，先在拔罐的部位上，“以墨点上记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吸拔工具和吸拔方法的改进，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在隋唐时代还是兽角和竹罐交替使用的话，那么，到了宋金元时代，则竹罐已完全代替了兽角。拔罐疗法的名称，亦由“吸筒法”替换了“角法”。在操作上，则进一步由单纯用水煮的煮拔筒法发展为药筒法。亦即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此罐置于沸水中煮后，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到了明代，拔罐法已经成为中医外科中重要的外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此法。主要用于吸拔脓血，治疗痈肿。在吸拔方法上，较之前代，又有所改进。用得较多的是将竹罐直接在多味中药煎熬后的汁液中，煮沸直接吸拔。除了煮拔筒法，也应用一些更为简便的拔罐法，如明•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就载有竹筒拔脓法：“疮脓已溃已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如此当用竹筒吸法，自吸其脓，乃泄其毒也”。 到清代，拔罐法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首先是拔罐工具的又一次革新。竹罐尽管价廉易得，但吸力较差，且久置干燥后，易产生燥裂漏气。为补此不足，清代出现了陶土烧制成的陶罐，并正式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火罐”一词。对此，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叙述颇详：“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表明陶罐已作为商品买卖，广为流行了。至于拔罐方法，更有较大进步，“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如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颠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舍于内，即卒不可脱，须得其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此类拔罐法即目前仍颇为常用的投火法。同时，一改以往以病灶区作为拔罐部位，采用吸拔穴位来提高治疗效果。 拔罐疗法的治疗范围也突破了历代以吸拔脓血疮毒为主的界限，开始应用于多种病症，恰如《本草纲目拾遗》所云：“拔罐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可使“风寒尽出，不必服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