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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武术的起源与中华文明的产生是同步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就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同自然界战斗。在狩猎的生产活动中，人类不仅靠拳打、脚踢、躲闪等徒手动作与野兽搏斗，还需要拿起石头、木棒与野兽抗争，在这些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劈、砍、刺的技能。  这些原始形态的搏斗技能是低级的，还没有脱离生产技能的范畴，但这却是武术技能形成的物质基础。 进入阶级社会后，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家族的私斗中，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逐渐被人们模仿、传授、习练着。因此，战场上的搏斗经验不断得到总结，武术进一步向实用化、规范化发展，兵器和武艺也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武术体系正逐步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都很重视技击术在战场中的运用，铸造工艺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在吴、越出现了制剑精良的名师大匠。当时不仅盛行击剑，文人佩剑也蔚然成风。到了秦汉时期，武术的初期分支开始萌生，出现了拳术、剑术、象形武术等分支，为以后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武术的雏形 武术的产生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环境中，人类首先面临的就是人与兽之间的争斗。为了猎取食物，人类自然产生了拳打脚踢、指抓掌击、跳跃翻滚一类的初级攻防手段。然而，这些击打的方法多是基于本能的、自发的、随意的身体动作，人们还不能有意识地进行搏杀技能练习，但这些初级攻防技能却为武术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条件，也是武术的萌芽。 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制或木制的工具，并学会了使用这些工具击打野兽的方法。而且我们从考古发现中可以了解到：旧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尖状石器、石球、石手斧、骨角加工的矛。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则出现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和骨制的鱼叉、箭镞，甚至还有铜钺、铜斧等。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人与兽的争斗中，人类掌握了基本的搏杀技能，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已大大提高。 真正意义上的武术萌生于人与人的战争中。据《吕氏春秋·荡兵》记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由此可见，早在原始部落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为抢夺食物、领地等进行的争斗。这些战争非常普遍，而且由来已久，正是这些争斗使大量生产工具逐渐演变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在战争中，凡是能用于搏击的生产工具都成了战斗的武器，人们远则使用弓箭、投掷器，近则使用棍棒、刀斧，器械巨大的杀伤力被残忍地展现出来。渐渐地，人们发现光有器械是不够的，由此使用器械的技巧和战争中的格斗技术逐步分离出来，并沿着自身的规律向武术的方向发展。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氏族间战争，而这种原始部落之间有组织的战争加速了原始武术的形成。据古籍记载：这一时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有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夏禹伐九黎、三苗的战争等。原始人群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要作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的击刺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在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 “武舞”是原始社会战斗技术的展现，它融知识、技能、身体训练和习惯的培养等为一体，将用于实战格杀的经验按一定程式来演练，是古代武术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人们在狩猎、战事等活动之前或之后，都要跳武舞，幻想以这些击刺杀伐的动作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鼓舞士气，祈神保佑。 据史籍记载：大禹时期三苗部族多次反叛，屡次征伐也未能使之降服。后来，禹停止进攻，让士兵持斧和盾进行操练，请三苗部族的人观看“千戚舞”，结果三苗部族被“千戚舞”雄浑的力量所慑服，立即臣服于大禹。这就是原始社会一次盛大的武术自卫演练。“千戚舞”是古代众多“武舞”中的一种，也是人们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的攻防技能和经验，为后来武术套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某些带有原始风貌的民族风俗中，我们还可看到原始武舞的影子，如：云南纳西族的祭神武舞“东巴跳”，数十上百人手持武器而狂舞。在现今我国发现的原始岩画中，也能够看到一些原始武术的图像。在一些岩画中，远古的战士们成横列状，右手高举短戈，傲然屹立；还有一些人一手持方盾，一手执两端粗中间细的武器，双腿弯曲呈马步下蹲，生动展现了原始武术的威武形象。 二、武术的形成 在原始社会的斗争中，武术虽得以萌芽发展，构成了原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还只是处于萌生阶段，还没进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范畴，因而真正的武术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武术开始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军事技能，并开始向专门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夏朝还出现了“序”和“校”等以武术为主的教育机构，进行各种武艺的传习和演练。当时的武技多称“手搏”、“手格”、“股肱”等，据《史记》记载：夏王桀就是徒手生擒猛兽的技术能手。 到了殷商时期，出现了武术训练的重要手段——田猎。当时已处于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而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活动。田猎时，将士们驱驰车马、弯弓骑射，进行军事技能训练，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关于田猎的记录。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矛、戈、戟、斧、钺、刀、剑等精良兵器开始出现，大大增强了武术的杀伤力。商朝还利用“武舞”来训练士兵、鼓舞士气，形成了四面八方的臣民来殷习武的局面。 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贵族专政，对贵族子弟进行“六艺”训练。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射”“御”都是与武术有直接关系的训练内容。“射”、“御”分别指射箭和驾驶战车，“乐”则是周朝开国的一种舞蹈，这种舞蹈是在东南西北四方各做四次击刺的动作。这种套路后世称为“打四门”，在后来的武术基础套路和传统套路中也能见到，足见其影响深远。另外，学校还请著名的将帅讲述武术课程，武术文化教育的气象由此萌生，武文化开始成为中国古文明的一部分。 到了诸侯纷争、列国图霸的春秋战国时期，武术的格斗技能迅速发展。当时，诸侯各国“以兵战为务”，对拳技、臂力、筋骨强壮出众者都很重视。据《管子·小匡》记载：为使齐国强盛，齐国宰相管仲实行兵制改革，责令官兵进行实战性武技训练，凡是民间有拳勇而不报告者按隐匿人才问罪。为了发掘人才，每年春秋两季，齐国都会举行全国性的“角试”，选拔武艺高强的人才充实到军队中去。经过训练的齐军举兵如飞鸟，动兵如闪电，发兵如风雨，前无人敢阻，后无人敢伤，独出独入，如入无人之境，使齐国成为后来的霸主。 这一时期的武术教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列子·汤问篇》中就记载了“纪昌学射”的故事，将学射的教、学、效果评估三部曲一气呵成，写就了古代武术教学难能可贵的一页。甘蝇是古时一个著名的射箭高手，他只要一拉开弓，野兽就要伏在地上，飞鸟就要掉下来。甘蝇的弟子飞卫曾向他学射箭，学成之后比师父的本领还高。后来纪昌要拜飞卫为师学射箭。飞卫对纪昌说：“你先要练习不眨眼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再跟我来学。”纪昌回到家，仰面躺在正在织布的织机下，两眼不眨地盯着踏板。就这样一天、两天……两年过后，纪昌终于练好了眼睛不眨的功夫。于是去拜见他师父飞卫。飞卫说：“这还不行，还要学看的本领，要能把小的东西看得很大、很清楚，然后再来找我。”纪昌回到家，在一根牛尾毛捆住一个虱子，挂在窗口上，每天都盯着它看。又是一天、两天、三天……三年过去了，他竟然能把一个虱子看得像车轮一样大。再看其他物体，也都能把它们看得很大。纪昌拿来一张弓，搭上箭，向虱子射去，箭正好从虱子正中间穿过去，而挂虱子的牛毛却没有断。纪昌连忙去找飞卫，飞卫高兴地说：“你学到了射箭的真本领。”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军事武艺逐步流入民间，武术技艺开始以个体性为基础向多样化发展。为了提高武术技能，习武者之间比试武艺已经非常普遍并很讲究攻防技巧，打法也出现了进攻、防守、反攻、佯攻等。而且，随着武术的发展及技术日趋完善，从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武术理论也开始形成。 据《吴越春秋》记载：古代越国就有一位著名的女击剑家，时称“越女”。她不但剑技出众，而且还有一套技击理论。越女认为：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沛，外表要沉稳，看上去神态安详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让对手知道自己凶狠如同恶虎。越女的剑术阐明了其中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等矛盾双方的关系，成了技击理论的千古经典，是后代剑法的基本要诀。后人王充曾称赞说：“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即在打斗中得胜的那一方，必定是得到了越女的武术精髓。 剑术不仅在春秋战国的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没有半点华而不实之处。在格斗时，往往先以假动作欺骗对方，等到对手开始动作时，自己再动手。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就急如闪电，这样虽然是后发制人，却往往抢在对手之前击中对手。庄子曾对剑术评价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就已有较为成熟的技击理论，标志着中国武术体系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 （本文转载自《中国世界武术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