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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老之学，实始于战国，汉初以黄老为显学，而司马迁以史为鉴，集战国黄老之术、汉初黄老之治与历史治道经验之大成，他的黄老思想，为汉帝国之征伐一统规划了治国的蓝图，构成了其完整的黄老政治哲学，也对现代社会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黄老思想,天下一统,合义作争,无为因循,德刑并济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0-0317-02 地址：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渭南 714000 引言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司马迁作《史记》，欲以彰明汉兴与一统之德，他对黄老思想的了解，除了在《史记》中针对黄老人物行谊说明外，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也可发现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以下我从天下一统、合义作争、无为因循和先德后刑四个方面来就其黄老思想作以阐述，并说明其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 1 司马迁黄老思想的内涵 1.1 天下一统 黄老治术是为帝王统一天下服务的，司马迁也是主张大一统的。张大可说：《史记》五体的体制结构，形象地照映了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司马迁修正断限，起于黄帝，讫于太初，更明显地表达了大一统历史观[1]。 《史记》卷首以建立华夏民族一统大业的黄帝为纪，正显示出司马迁的用意。《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期，神农氏衰，诸侯作乱，百姓受难，于是黄帝乃用戈干征伐诸侯，禽杀蚩尤，诸侯臣服，天下咸尊黄帝为天子，这是史书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对于结束数百年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之秦始皇，他给予了"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的正面肯定，对于革除暴秦及结束楚汉分裂，完成天下一统的高祖，司马迁则尊其为"大圣"（《秦楚之际月表》），这些都是他歌颂大一统的功业。司马迁大一统的主张，是与《四经》中的"圣人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2]之思想相合的。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安定，民生才能乐利，百姓才能富足。司马迁曾歌颂这样的社会，他说： 汉兴，海內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 天下安定于一，地利便能尽其所用，使人人各安其所，得其所欲。由此可知，司马迁所与黃老相同的大一统思想，是着眼于順天应人，诛暴止乱，国强民富的基础上。 1.2 合义作争 欲完成国家的一统，不可避免地便必须去争，而争，便有用兵之道。司马迁也以用兵为行义作争之道，乃为了诛暴止乱。他说： 兵者，圣人所以讨疆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4]。 用兵作争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是否为顺道合义之争。司马迁说明了徒有强兵而作争，也不能使国家昌盛安定，国家借而争大，借德而昌盛，这才是合义之争，才是用兵之道。合义作争，是顺；为利行忿作争，是逆；除暴止乱，一统天下，有道伐无道之争是顺；穷兵黩武，分裂割据，贪得无厌之争是逆。黄帝、成汤、周武以有道伐无道，为民除害；秦始皇、汉高祖、汉景帝统一天下，除暴止乱，此为合义作争，是顺，司马迁皆颂扬其功；桀、纣荒淫失道，秦二世穷兵黩武，项羽分裂天下，吴王濞引七国之兵犯上，淮南王、衡山王密谋叛逆，此为存利行忿作争，是逆，司马迁也都加以无情的批判，并将吴王、淮南、衡山等本应入世家者皆降为列传。这种顺逆作争的观点，是体悟自黄老因天道而争的思想而来。 1.3 无为因循 老子的"无为"，源自于知足与抱朴，因此强调弃知去欲，顺化自然，除去一切违反纯朴天真的因素和人为的影响，回归到上古"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里。黄老的"无为"，却是立基于"法"，而讲求名形相符、因循为用的"无不为"。司马迁的"无为"更偏向于黄老，所以他强调"因循"的重要。他以为"因循为用"与"多欲滋事"是截然不同的。在《史记》中，他赞扬圣君贤臣，认为夏桀、商纣、秦二世、汉武帝等都是因为"多欲滋事"，导致国家的衰败或灭亡。他在《史记·平准书》中提到的所谓"国家无事"，正如曹参劝惠帝之言"：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可见他主张顺民从俗，因势利导，与时俱进，而不是消极的率由旧章，无所作为。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他的"因循"哲学。他在此篇也批评了《老子》"小国寡民"之世是不可行的，他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5]。 由此可知，司马迁并不以为《老子》的"无为"可"放诸四海皆准"的来运用，反而是黄老与时俱进，因循为用的"无为"才是切合时代所用的。武帝好大喜功、代四夷、尊儒黜百家、垄断盐铁、任意变革币制、过度使用民力，这种种行为，都是"多欲滋事"的表征。由于武帝的多欲滋事，使得国家弊病丛生，而佞臣为了投武帝之好，便迎合武帝之欲而为，造成"兴利之臣自此始也"之过。司马迁曾借秦朝之蔽来暗讽武帝，他说： 及至秦，……于是外攘夷狄，內兴功业，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6]。 泷川龟太郎对于司马迁的这段话做了阐论，他说： 呜呼！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內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7]！ 泷川氏之言十分中肯，司马迁以暴秦大肆兴作而祸民之事来暗指武帝之非，致使国家萧然空虛，百姓人口减半，這确实都是武帝"多欲滋事"而多所"有为"所造成的大害。因此，在君王的施政上，司马迁是崇尚黄老"因循为用"的"无为"，而不赞同"兴利多欲"的"有为"。 1.4 德刑并济 司马迁主张慈惠爱民的德治，他用古今以来历史上的君王来说明，认为君主施德的内容在于敬天顺时，上下亲服，树艺养民，建置百工，开山辟泽，使百姓安居富足，养生送死，这就是因天道而行的文德。汉初之兴，文景之治，都是顺天施德于民所致之功。但在施德于民之外，法作为制乱的手段一样不可废。因此司马迁说："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8]，正说明了刑罚也有其不可废之功。刑德相济，文武兼备，恩威施，才能国治。而司马迁遵循了黄老主张的天道之则，主张先德后刑，先文后武，他在〈酷吏列传〉中借用孔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言来说明先行礼乐教化之德治是胜过政刑法治的。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除了再次强调法所具备的功用外，也明白表示对残暴酷烈的刑罚的不可取，若能行德治，又何需用酷法。德治才是天下太平的根本，酷法却是奸伪萌生的源头，为国者岂可不慎呢？司马迁这种以德为主，以法为辅，德刑并济的主张，是符合《四经》"始于文而卒于武"（〈经法·论约〉）及"先德后刑以养生"（〈十大经·观〉）的天地之道。 2 司马迁黄老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启示 汉初奉行黄老清净无为思想，黄老学派贵在"治道清净而民自定"。司马迁所主张的黄老思想理论，在汉武帝时期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尤其是汉武帝后期执政中所发布的轮台罪己诏对其过失的规谏作用），使得西汉中期以后出现了昭宣中兴的盛世局面，说明其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致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那么，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对当代中国又有哪些启示呢？ 2.1 政治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主张名形相符、因循为用的"无不为"，也赞同德刑并济、文武并用的双重治国理念，在我国社会处于重要转型期的今天，治国要依靠道德和法制双轨制，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具体国情出发，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以民为本，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司马迁的"无为因循"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当国家需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时候，"无为"论可用，当国家处于上升态势，就坚持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剔除私欲而言"，无不为"照样可用。由此可见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很大，中国历来的"大一统"思想也是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2.2 经济发展的影响 司马迁十分推崇《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肯定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人们"礼"、"仁"、"义"等道德观念产生的基础，因而他认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是正当的社会活动。当然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一个国家要发展，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少，而经济要大踏步地向前发展，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当不容忽视，而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要随其发生变化，合义之争，才是用兵之道，只有符合道义的指导思想才能带动社会经济朝着持续健康有效的方向发展。在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决策者还要集思广益，积极有为地创造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 2.3 学术理论的影响 一种重要学术理论的出现必定夹杂着别的学术，所谓兼容并蓄，融汇古今，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乃是一种杂糅了诸种学说而自成体系的一种学说。他在《史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黄老思想人物所倡导的"法术"、"清净"，也反映了秦末思想界的杂糅和互相融合。所以，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只要适合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地域条件，一种学术理论哪怕是杂糅别的学术成果，都可以发扬光大，由此可见，司马迁的黄老思想理论对于当时学术理论的发展的重要性。现在中国正面临着许多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坚任务，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需要引领前沿科技的重大理论作为重要支持之外，还要借鉴和吸收前人在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4 决策管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家在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秦亡以后，在西汉初期到中期的发展过程中，代之而起的起决策管理作用的是黄老之学。随着黄老思想理论的不断发展，除了汉初的当朝最高统治者之外，还存在着诸如司马迁等一批热心于管理国家事物的智囊人物。由此看来，一种学术理论或者治国方略的制定和推行，需要有一批致力于研究国家事务的学术理论家。而这些理论家又进一步影响决策者暨统治者，而统治政策的推行又离不开这批自上而下的管理者对国家统治政策的实际操作和实施。由此可见，司马迁的黄老思想在当时继承了汉初黄老理论的优秀成果，对汉武帝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最终汉武帝还是回到了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生产的原点，对之前的政治思想政策指向做了自我批评，是汉代社会朝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前进，因此其思想对决策管理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总而言之，司马迁善于撷取黄老思想的精华，来辅助儒家仁义礼乐治术之外的不足，构成其完整的治政哲学，成其一家之言，以作为人君治国之道足可资鉴的指南。其中，"天人相感"和"大一统"两点思想，是有可能得到儒家董仲舒的启发的。林聪舜说："董仲舒思想的杂家化，或是当時儒者思想的杂家化，其实是反映了当时帝国思想上兼容並包的需要[9]。"这种儒、道思想相掺的情況，在汉初，不论是儒学，或是黄老道家，都是极为普遍。司马迁的黄老思想中隐约存有儒家的影子，也可以算是当时学术融合现象的一种写照。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311. [2]黄帝四经·十大经·前道.见《帛书老子》[M].台北：河洛出版社，民国64年：221. [3]汉·司马迁：《史记》[M].台北：洪氏出版社《史记三家注》本，民国63年)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3261. [4]同注[3]，卷二十五，《律书》，1241. [5]同注[3]，3253. [6]同注[3]，卷三十，《平准书》，1442-1443. [7]日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考证[M].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国75年，卷三十，《平准书》考证一条，36. [8]同注[4]，1241. [9]林聪舜.西汉前期思想与法家的关系[M].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1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