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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君为道教尊奉的专掌功名禄位之神。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古代总称斗魁六星为文昌，汉代专指其中的第四星司命星为文昌。道教文昌帝君的由来，与梓撞神张亚子有关。东晋宁康二年(374年)，蜀人张育自称蜀王，起义抗击前秦符坚，英勇战死，人们在梓渔郡七曲山为之建张育祠，并尊奉他为雷泽龙神。晋代七曲山还有梓渔树神亚子祠因两祠毗邻，后人将两祠神名合称张亚子。民间传说张亚子仕晋战段，实指《晋书》所载张育之事。梓渔神张亚子在文献(如《北梦琐言》、《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等)中又作张垄子，或张恶子。 梓渔神张亚子自晋以后，即为当地民众所信奉，并屡显灵异。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途经蜀道旁之七曲山，有感张亚子抗击前秦之英烈，遂隆重祭祀，追封张亚子为左垂相。据传唐玄宗驻躁七曲山时，曾梦见张亚子显灵，言玄宗不久将当太上皇，故现七曲山有唐玄宗“应梦仙台”遗迹。唐嘻宗广明二年(881年)避黄巢起义入蜀，行至七曲山，又亲祀梓撞神，追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解佩剑赠神。 梓渔神张亚子因唐帝王的崇拜，声名远播，逐渐由地方神成为全国性的大神。北宋咸平(998一1003年)初，巴蜀王均为乱，官军进讨，“忽有人登梯冲，指贼大呼曰:‘梓淦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尔辈悉当夷灭!”贼射之，倏不见。及期，果克城。”①故宋真宗于咸平三年(1001年)，救封张亚子为英显武烈王，并为之修饰祠宇。南宋时期，由于兵连祸结，梓渔神更受崇祀。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十年(1146年)，救大修梓淦神庙，救封为灵应祠。光宗追封张亚子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理宗追封张亚子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元仁宗延枯三年(1317年)，救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至此，梓渔神与文昌星遂合二为一，称文昌帝君。 宋代已盛传梓渔神显灵佑庇士人中举之灵异，见之于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夷坚志》等典籍。 晋唐间，仅蜀地七曲山有梓撞神祠;入宋以后梓淦神则已不限于蜀地祭祀。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载:“梓渔帝君，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说明其时南宋都城道观已祭祀梓渔帝君，南宋末期，各府州亦立梓渣帝君祠。到了元代，文昌帝君信仰更为流行，虞集《广州路右文成化庙记》谓文昌帝君“绪绅大夫士多信礼之，而文昌之祠，遂遍郡邑。”②元代设进士科取士，文风大行，亦谓文昌帝君主其事。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科举士人无不膜拜文昌，文昌帝君七十三化之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清代以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并被列入国家祀典;科举之年，祈祷相属，天下士子对之顶礼膜拜。 宋代道教已尊奉梓渔帝君。文昌帝君信仰在社会上盛行，与道教的崇祀和宣传极有关系。宋元道士假托文昌帝君“天启”，撰作《文昌帝君阴鹭文》，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成为道教三大劝善书之一。《道藏》中关于文昌帝君的经典较多，主要有《梓渔帝君化书》、《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元始天尊说梓淦帝君本愿经》、《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篆》等。道教以农历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辰，天下文昌宫或敬奉文昌帝君的庙宇，皆于是日举行祭祀活动。 在四川梓渔县北十公里的七曲山大庙中，供奉的主神即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一七曲山文昌宫为文昌帝君祖庙。宫内供奉的铁铸群像最为著名，其中最大的文昌帝君神像，高1.4丈，重约600斤，两侧的8尊陪侍像，高6尺，重约万斤。明清时期，全国各地遍布文昌宫、文昌祠和文昌阁。在宝岛台湾，现仍有29座恭奉文昌帝君的庙宇。 注释: ①《文献通考·郊社考》二十三。②《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