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学之名，典出于《隋书·经籍志》，指的是以“道”为宇宙万物之发源和思想根抵，以道家学派的发生、发展流变为对象，以探索宇宙、生命和社会奥秘为目标，以发掘生存智慧为指归，以道为终极人生关怀的学说。长期以来，道学在思想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从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社会学、伦理学、管理学，以及医学、养生、天文学、历算等多学科角度来探讨“道学”的内容和现代应用价值，这是当今道家、道教学术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道家道教之学是我国传统文化支柱之一，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认真发掘道学精粹，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文化支持。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道学的研究日趋深人，新著不断，新见迭现，新人辈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为进一步繁荣道学研究，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东南学术杂志社等有关团体联合，于2005年4月24一27日召开“国际道学与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道学与中国思想文化。 参加本次研讨的学者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65篇。会议共举行了ro场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就道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从不同的视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学术交锋。本次研讨会有八个方面的特色，现综述如下: 一、本次研讨会学术批评气氛浓厚，在道学基础理论与基本概念内涵方面展开了深人研讨和对话。四川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卿希泰先生发表了《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的“食人民族”》一文，针对学术界有人对鲁迅先生关于道教的一些说法的片面理解，进行了辨析和澄清。指出:鲁迅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与道家道教对于封建礼教的态度，有相互一致之处，他们对儒家封建礼教的指责，也有相互类似之处，都认为儒家的封建礼教会导致“人与人相食”。所以，绝不能把鲁迅在给许寿裳信中对儒家封建礼教“食人民族”的指责，张冠李戴地转嫁到道家道教的头上。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先生则针对台湾某学者关于“道教的性质”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对其中的不当之处进行了批评。指出:所谓道教的性质古今不同，不能据今以推古;古代道教不拜鬼神、不处理丧葬事宜等观点，其立论存在着材料和逻辑论证两个方面的欠缺。陈先生并就该文批评“由少数民族风俗论道教”、“由巫术解释道教”或“依仗田野调查方法和民俗学方法论道教”的方法论之误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此外与会学者还就“道学”的名称、概念的运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抒己见。华中师范大学的熊铁基先生辨析了道家、道教与道学等概念的异同，认为道学这一概念可以用来特指有关道家、道教的学说与学问。 二、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话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和特色。道学思想与科学文化的关系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主题，提交的这方面的文章最多，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所涉及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突破。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通过对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的深人刊析，说明深沉的宇宙宗教信仰和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不仅是爱因斯坦从事科学研究的巨大精神支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宇宙宗教感情直接地成为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宇宙宗教(感情)既是科学探索的强大动机和动力，也是爱因斯坦的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科学思维方式(实证的和理性的)和技术思维方式(实用的和功利的)，它是直觉型的，即是虔敬的、信仰的、体验的和启示的，在形式上与神学思维有某种类似性，李先生称其为“宇宙宗教思维方式”，这一新见值得重视。山东大学教授丁原明就道家对于科学的价值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许多科学家认为道家有科学思想，但从科学家的视野转换到哲学文化的视野，倒不如说道家为科学提供了某些文化价值原则。中国科学院的肖显静博士发表了《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社会范围内的科学主义错误性分析》一文，认为科学主义可分为学科内的科学主义和学科外的或社会范围内的科学主义。前者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有关，后者与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意义有关。肖文重点探讨学科外的也就是社会范围内的科学主义的内涵及其正确性和意义。 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发表了《论“道”的程序意蕴》一文，指出在《老子》中，有关“道”可用、可执、可动、可为天下式等特性的表述，是可以用“程序”概念加以解读的。这种解读表明，道家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关于“做”的形而上思考。“道”实际上是自然的程序。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具备有机性、优化性和一贯性。道家思想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程序意蕴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厦门大学哲学系盖建民教授在挖掘道书文献新史料的基础上，就中国传统数学史上的天元术与道教关系进行辨析，从一个侧面分析道教对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天元术产生的直接渊源是道教“天元”思想，李冶的天元术不仅直接渊源于道教洞渊九容之说，而且从科学思想方法上分析，其“立天元一”的代数表达思想得益于道教三元并列的思维模式。浙江大学孔令宏教授对道教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以术和道的双向关系来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庆尚大学校师范大学安东浚教授发表了《韩国医学与道教之关系》，韩国传统医学可分为高丽时代符咒系列的巫医和朝鲜时代养生系列的儒医二个轴心。属于符咒系列的巫医，是高丽时代传人的符咒派道教医学在信奉《玉枢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到了以儒教为统治理念的朝鲜时代，巫医们的治病术露出了许多弊端，甚至威胁到了儒教的支配秩序。鉴于此，朝鲜时的儒学者们开始心仪起医学来，结果出现了很多儒医。朝鲜时代的儒医对道教养生术和内丹学造诣颇深。象杨礼寿、郑嫌、郑猎那样的儒医，既是医生也是道教修炼家，凭借他们的努力，道教医学的体制在《东医宝鉴》的结集过程中得到了确立，道教医学体制的确立是正了巫医们无节制的医疗行为所带来的弊端，在对鬼祟和瘟疫进行科学的探究和治疗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南师范大学杨玉辉教授对《通玄真经》的养生思想做了专门研究，认为《通玄真经》以老子之言为教，强调以老子之道德治国养生，认为人是形气神的统一体，养生则应以天地之道为本，坚持虚静无为、顺应自然、调情适性、守虚返真的原则和方法。 病患观是道教养生学的中心议题，厦门大学哲学系黄永锋博士就道教病患观做了论析，黄文从环境因素、个人因素、鬼神因素等三个方面，剖析了富有道教特色的病患观，彰显其合理之处和现代价值。 厦门大学副教授常大群博士论述了王重阳与七真的清净丹法思想，认为止念是全真道清净的重要内容，全真道在炼丹各个环节上都对清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吴大振从男女修仙平等思想、女丹修仙方法、女子修仙与年龄、女丹派别四个方面对陈樱宁女丹修仙思想进行探讨。厦门大学哲学系乐爱国副教授就道教戒律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做了论述，指出道教戒文体现了自然物与人平等的思想，反映了要求尊重自然、关爱自然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学的某些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包含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伦理思想。河南大学徐仪明教授认为道家特别是老子与古代数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去认识事物的数量关系，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恰恰就在这里。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玲对《吕氏春秋》中的农学思想做了简论，认为其指导思想是有关天、地、人三者辩证关系的“三才”理论。 三、道学与社会文化和谐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热门话题。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认为当代新道家的基本宗旨是“三回归”的思想，即“回归自然”、“回归朴实”和“回归和谐”的思想。所谓“三回归”，归根结蒂即是回归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自身的精神和谐)，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而在建立这一和谐社会中，树立合理的、进步的伦理价值观，应当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许抗生教授着重就当代道家的伦理价值观做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当代新道家的伦理价值观是与当代新道家的核心问题“道论”密切相关的。 当前我国道德文明建设，必须走传统的儒道合一之路，尤其是魏晋新道家王弼所提倡的道本儒末之路。四川大学李刚教授就道教神学及其现代转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道教神仙学充满了生命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值得发扬光大，但必须完成现代转化，尤其要与现代最新的高科技结合起来，并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 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就道家哲学与意义治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林文以道家《老子道德经》为核心去理解与诊释现代人所面对的生死学问题，对“语言的异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评论。就宇宙人生问题的究极思考，儒家的思考面向是“自觉”，道家思考的面向是“自然”。儒道思考的面向不同，论及语言介人天地元始之状态，亦颇有差异。道家极力想摆脱名言系统的束缚，而强调回到本来彼此互融和谐的场域。强调“尊道而贵德”，以生长代替竞争。 四、与会学者还分别从养生文化、文艺美学诸角度对道学思想的意义进行了研讨。把文化作为养生研究对象加以探究，是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文化养生实质上就是指把某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养生能量，使人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养生活动或方式。厦门大学哲学系詹石窗教授发表了《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及其意义》一文，认为“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其思想原则是:主静、居敬、顺道;其基本操作法度是:第一，存理制欲，深筑养生宅基;第二，格物致知，谐和养生环境;第三，即物穷理，激发养生功能;第四，超凡人圣，升华养生境界。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江峰在把握“和”的文化养生内涵的基础上，对“和”的文化养生价值及其化现做了重点分析。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马惠娣先生，从中国人“以静致动”的休闲观独特角度，阐明了道家文化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蒋九愚教授探讨了老子天道观的人文主义意蕴，他认为老子的超越之道并非是自然界及其规律，而是超越的主观人文精神境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王玫教授发表了《“道”的观念与六朝以“清”为美的意识》专论，指出道家思想对六朝以“清”为美的审美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道学文化的现代意义的探讨，既有宏观鸟瞰性的前瞻，也有微观细致的透视。中南大学宗教研究所吕锡深教授发表了《论<太平经)的道德教化思想》一文，《太平经》整合了儒道两家的道德主张，提出了以道德治国的方略，认为不能局限于某种治理方法，而应兼取德、仁、义、礼、文、法、武七事之长，以之用于治身和治国，拓展了中国古代关于德治和德教的思路。对后世道教劝善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值得现代德育工作者借鉴。厦门大学徐朝旭教授对《周易》的和谐思想及启示做了分析，从宇宙观的层面看，它提出了阴阳和谐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根本的治国方略的层面看，它提出了德法兼治的思想;从实际操作的层面看，它提出了在复杂情况中，如何维持事物和谐发展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周易》的和谐思想对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集美大学萧仕平博士从庄子人际关系思想人手，指出庄子的人际关系思想对时人思考和确立合理的人际关系思想理念富有教益。 五、与会学者除了关注道学的现代性外，在道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在老子《道德经》文本诊释研究上也新见迭出。从古到今，学界基本上都认为老子的“无”就是道的另一名称。然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松辉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指出老子的“无”不是道，《老子》中的“无”除了用作一般意义的“没有”外，主要指空间，而空间正是从“没有”义自然引申而来。老子重“无(空间)”的目的主要是为其“无为”的政治思想服务的。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固盛教授就李道纯解《老》的特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以“禅”解《老》、以“理”解《老》的做法，不仅反映了老学发展的时代特点，而且折射出宋元道教哲学在义理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道教协会尹志华博士发表了《王弼的<老子注>探微》，认为王弼《老子注》颇多理论创新，如“孔、老相为终始”论、“因时乘理、唯变所适”的与时俱进思想等等，在老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本次会议有许多来自各院校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思想敏锐，借鉴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对道学思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发表了不少新见。复旦大学博士后谢金良的《<老子>时间观及其审美观初探》，试图从时间与审美关系问题人手，解读和剖析传世本《老子》的时间观与审美观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老子》可能是针对时间问题而展开对“道”的阐述，并集中体现了“道即时间—道乃久”的时间观;这一独特的时间观，决定了老子处处以合道和体道原则来思考审美问题，并在审美观上倾向于追求以真善为基础的具有持久性的美，奠定了道家美学的思想基础。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傅小凡博士从“道德何以可能”问题的角度，围绕应然与自然、理想与现实和规范与规律等三个方面对《易传》道德哲学意义做了分析。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沈文华分析了《庄子》哲学思想中蕴含着道之美学精神。认为道是美的本原，是真与美的统一，大道流行是美的展开。 七、道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与儒、释有着复杂的交融关系。山东大学的林忠军教授发表了《论俞淡儒道会通的易象观》，指出俞氏的易学别传是易学与道学相结合的产物，整合了邵雍的先天易与魏伯阳的《参同契》，形成具有易学特色的道教理论。道学与佛教的交涉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焦点。同以往学术界多从宏观层面探讨这一论题不同，本次研讨会学者以小见大，更注重研究佛道融通的具体案例和新材料的发掘。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教授以晚清著名佛学大德杨仁山笺释道书为案例，做了深人的考论。指出杨仁山论道书的基本方法:尽量由佛教义理去理解道书，说佛道相通。但并非所有道书均可以或值得如此做，只有少数经他拣别择取者，亦即只有义理最高者，才能在他的解释下与佛相通。龚鹏程教授并对此在方法学上的特殊之意义做了细致分析。认为杨仁山当日不自去作书，而要采取注疏方式，重新笺释道书，借道书以说佛理，有其特殊的考量。即试图打通佛道壁垒，寻找佛道会通的可能性，让原本只喜欢道学道法的人，因此而亲近佛教、认识佛教。 “平常心是道”源出唐代著名禅师马祖道一，尔后成为享誉禅林的公案。这个命题将心性问题的讨论与道境的体证相结合，透显出禅道交涉互融的气息。厦门大学哲学系刘泽亮教授从“平常心是道”的老庄化特色人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展现禅道相互交涉的简要历史脉络，并试图通过对禅道交涉互动的研究，探讨重构现代道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 禅僧参与扶乱，是古今扶乱活动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林观潮博士以明末福清黄巢山禅僧的扶乱为中心，对佛与道的交流发表了新的见解。福清黄聚山禅僧的扶战作为佛道交流的一种个案，若从参与者身上探求其产生原因，可以理解为:禅僧们受到当时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潮流的影响，并且受到福清石竹山道教氛围的影响，因而能够认同并主动接受了像扶乱这样的道教方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禅僧们虽然参与扶乱，但始终还是以佛教为本位，以佛教信仰为自己的根本依托。 日本交流协会野川博之博士《论高泉性墩提及乱仙的诗文》也属于同一主题。该文主要以高泉性墩提及道教的，尤其是提及乱仙的一些诗文为基本材料，概观明末福清黄聚山僧人对乱仙信仰的态度。日本学者高井恭子发表了《关于书道思想中道家思想的一个侧面—从王羲之到黄聚僧独立性易》一文，以明朝遗民、浙江籍书法家戴笠为考察对象，从道教思想史、中国书法史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戴笠身上的道教思想及其在书法论中的表现，认为戴笠的书道思想深受唐代气骨论的影响。 八、道学与民间信仰、地域、民俗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引起本次与会学者的关注。福建省社科院徐晓望教授从《闽都别记》、《海游记》分析陈靖姑信仰的两大系统，《海游记》记载的陈靖姑传说，有明显的佛教痕迹，而《闽都别记》所载陈靖姑传说则属于道教系统。比较二者的差异可看出道教与佛教对民间信仰的争夺。 来自台湾的高致华博士对香港地区颇有影响的黄大仙信仰中的神仙信仰做了专题研究。试图透过“黄大仙信仰”的研究，来探讨道教哲理中的神仙世界。 香港虽然地域不大，但在这块土地上植根的宗教文化却丰富多彩，且能承前启后。但至今对香港道教文献缺乏系统的整理及深人的研究。香港城市大学游子安教授搜集和研究香港道堂书刊，以经书与碑刻资料说明，对香港道堂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以《吕祖玄妙真经》、《至宝真经》、《纯阳信善真经》、《文昌大洞仙经》等经书为例，探讨香港道堂的脉源，从碑刻资料爬梳香港早年道教史。 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以魏晋南北朝道教与南蛮、氏羌族群为例，探讨了道学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关系。他考察了道教在南蛮、氏羌族群中的传播，认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有着悠久渊源，其最初接受道教影响的时代，可以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侨大学黄海德教授论述了泉州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特征。 财神信仰是道教神仙信仰中民俗神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湖北大学罗炽教授对中国民俗财神信仰的心理进行了专题分析，其反映了人们特别是广大下层百姓普遍的道德理想和合理的功利诉求，因而道教的民俗崇祀有长久的生命力。 本次会议学者来自科技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诸多领域，大家与文会友，欢聚在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武夷山下，围绕科学与哲学、宗教三者关系展开了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这是一次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沟通交流的新尝试，不同专业领域学者们的思想碰撞对于丰富和拓展道学研究的领域和视域富有启发意义，达到了会议预期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