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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上有一个问题对于后人来说是难解之迷：《周易参同契》素有“万古丹经之王”的称呼，在东汉后期，《周易参同契》确立了道教的解易系统，但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然而，进入隋、唐时期之后，《周易参同契》却渐被世人所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原因究竟何在？ 《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沉寂的原因 对于《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沉寂的原因，学术界对之进行过一些探讨，如卢国龙先生就认为：“晋南北朝道教丹术对于技术层面的重视，掩盖了对于理论层面的应有关注。”①他认为，魏晋南北朝道教的金丹家过分重视对于炼丹技术的探究，而忽略了对炼丹原理的理论思考，因此，《周易参同契》所讲的炼丹理论也就得不到道教教内外的认可。卢先生此说，对《周易参同契》在魏晋时期的沉寂之因，给出了合理解释！ 除上述原因之外，《周易参同契》在魏晋的沉寂，是否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作为汉代黄老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周易参同契》的命运还可以和两汉黄老思潮的兴衰联系在一起来思考。汉代黄老思潮的兴衰，与历史时势紧密相关。汉初之所以实行以黄老思想治国，主要目的在于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被长年战乱所严重破坏的生产力；西汉发展至武帝时，不再以黄老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是适时地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故武帝后，黄老道思想经历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东汉前期，光武中兴，亦面临战乱后的重建问题，黄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重新被统治者所重视，得到一定的发展。黄巾大起义失败后，统治者深惧黄老思想，故而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周易参同契》，可能在当时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从《周易参同契》中可以得到一些证明：如其谓“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又说“惟昔圣贤，怀玄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何以要“委时去害”、“化迹隐沦”？因为《周易参同契》具有鲜明的黄老思想特色。在汉末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具有黄老思想特色的思潮，其合法性皆受到一定程度地质疑，这种情况发展到魏晋，亦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正是为何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周易参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统不论是在道教内还是在道教外，似乎都相对沉寂，没有得到更进一步地阐发的原因之一。 另外，从易学的发展史来看，由于汉代象数易学的日渐繁琐和神秘化，在经历了两汉的充分发展后，至魏晋时期，汉代象数易学走向了它的反面，被以王弼以代表的玄学易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学风由繁琐趋向简易的变化，并且所讨论的理论话题也有着重大的改变。由于受佛教传入的影响，理论界逐渐抛弃了对汉代天人感应问题的讨论，进而将关注点转向了探讨现实之后的本体问题。魏晋玄学吸收了佛教重本体思考的理论思路，适应时代的需要，对有无本末的问题，对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的思考，这个思考是通过对《老》《庄》《易》三玄之学的阐发来进行的，因玄学的话语系统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周易参同契》不合时宜的汉易象数学话语系统不为时代所重，故不能不相对地沉寂。当然，应该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周易参同契》虽不是魏晋六朝时期的显学，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葛洪的《抱朴子》、《神仙传》，陶弘景的《真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仍然对之有所提及。 隋唐之后《周易参同契》影响扩大 隋唐时期，道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新、旧《唐志》已有对《周易参同契》的记载；在唐代，直接出现了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两种外丹注本，即托名阴长生的注本和容字号无名氏的注本；在当时的很多炼丹的著作中，直接称引《周易参同契》中句子的情况较为普遍。 为什么隋唐之后，《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会逐渐增大？我们对此做一简略分析。从思想史和道教史的发展角度看，受佛教中观“有无双遣”思想以及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六朝后期至隋唐时期，道教中有“重玄”学派的兴起。所谓“重玄”，取自《老子》首章所云“玄之又玄”，并以之而开宗明义。唐代道士成玄英、李荣是“重玄”学派的重要代表。重玄学比玄学更进一步，玄学兴起的原因在于探究现象后面的本体的需要，以求得为现实制度和生活立法的功效，它一般是在有与无的范畴之内来讨论问题的，在其虚无、逍遥的学风中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的情感在其中。重玄学虽也是为了求证最终的本体，但这个本体在确立的过程中，排斥任何的规定性，既不“贵无”，亦不“崇有”，也难说就是“独化”；其用来论证本体的方式、方法主要是“否定”。仅就学术思辨的水平言，相对于魏晋玄学，重玄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重玄学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为现实的社会制度立法，不是为寻求现实制度的根据而建立，它侧重于引导人们去除对现实的执与滞，直接契入本体。应该说，道教重玄学更近于佛教中观学的出世主义，而与道教一贯重视现实教化的传统有所悖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