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夜扶乩迎紫姑 扶乩又写作扶箕、持鸾，也称降笔。系用两人或一人扶住一种架子，在预设的沙盘上写出文字或图形，并作出解释。凡道经的撰写，与神仙的问答都常采取此法。民间的参与则主要是占问吉凶，请神仙佛祖予以排忧解难。扶乩曾经在全国各地都很兴盛，目前则主要在台湾、香港等地的道观中仍旧存在和活动，其它尚未进入道教系统的民间神庙、鸾堂，也有相当数目。 扶乩起於民间请紫姑的活动，大约从南北朝起就已出现，而唐宋以後愈益兴盛。据南朝刘宋时人刘敬叔《异苑》卷五记载，当时有所谓紫姑神，相传是人家小妾，被大老婆所嫉，经常派她干脏活，因此在正月十五日激愤而死。所以世人在每年的这一天，做成她的偶像，到厕所、猪栏边去招她。捉偶像的觉得沉重，便算是她降临，设酒果供奉，那偶像便跳动不止。又能够用她来占问吉凶。请紫姑神便是扶乩的最初源头。不过从刘敬叔的记载看，当时并没有用箕，只是用其偶像。但至迟在唐朝，已经出现了用箕请紫姑的方式，到了宋代，就更普遍了，请神的日期也不固定於正月十五，而可以是任意的哪一天。北宋的沈括、苏轼等人，都记载了当时请紫姑的情形。就关系到我们的研究而言，其中苏东坡的记述最值得注意。他说到，请神的办法，是用草木做偶像，给她穿上衣服，手中插入筷子，派两个小孩扶著，以筷子写字，自道其来历，并与人相酬答。（参看《东坡集》卷十三《子姑神记》）宋张世臣则更说到，当时的请紫姑，是用筷子插在筲箕中，在桌子上布灰，让筷子在上面写字。这样，从南朝的迎紫姑，发展到宋代，已经完全演变出扶箕的基本模式。 扶乩进入道教後，影响到道书的创作方式。扶乩是什麽时候进入道教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宋代已经有了用扶乩的办法降下天篆或者编写其它道门文字的。苏轼谈到他自己在黄州（今湖北省黄岗）汪若谷家中，获紫姑所赐的篆字，笔势奇妙，字不可识，神称其为「天篆」，内容是《天蓬神咒》。按天蓬咒南朝时即已流传於道门中，陶宏景便曾经提及。宋代，天蓬为四圣真君之一，朝野所熟悉。从这一例中可以看到扶乩扶出道教秘文的情形。（参看《东坡集》卷十三《天篆记》）同时，宋代的扶乩请神不局限于姑，而泛请各种神、鬼，其中也包括各路神仙。南宋洪迈提到，有人在扶乩中供奉玉虚真人、太乙真人、南华真人等道教神仙。神仙可以通过扶乩降临，当然也就可以请他们当场启示教化。这样就出现了用扶乩记述神仙教导，以至於创作道书，传授道法。比如，自宋以後，吕洞宾在道门和民间都有极大影响。清代陈德荣《吕祖全书序》说（吕祖）「飞鸾演化，虽妇人小子，无不知其名号者」。江夏的涵三宫乩坛，吕洞宾下降凡四十余年，前後所演经典很多。这部份材料，都被编入今本《吕祖全书》。顺便说一说，该《全书》中的大多数诗文、仙经，都是用扶乩方法创作的。其它道书，也多有借扶乩造就。现在香港地区仍然流传的《吕祖无极宝忏》，便是扶乩所得。 扶乩设定坛场後，形式也日益规范化，引进了道教请圣的诸种方法和符咒。一般乩坛有专门的乩盘，由一人或两人手扶乩架，於沙盘上写画。也有直接由乩手用笔写在纸上或其它材料上。大型的乩坛有扶乩和读乩者，也有抄乩者，出现了分工。 依内容分，扶乩的基本类型有问疑、问药、问道、诗词酬唱等，也常有长短不一的道德说教。扶乩原来的主要用意便是占问吉凶祸福。经过发展之後，这一原初的功能仍然保留了下来。旧时代读书人往往借它问前程，甚至问试题。当代参与扶乩的，问前程，问生意，问出门吉凶，问婚姻，都还占有相当的数量。这类乩文中有部分是谈论社会气运，预言历史变化的。古代不论，近代香港地区流传的《诸葛武侯乩文》，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扶乩所得。信之者认为它的不少预言已经应验。不过此类预言，大多言辞恍惚，不易猜测。他们与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治乱的术数比较相似。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问药。民间的百姓，遇到疑难杂症，求医无门，往往去问乩仙。一般乩手都会口述一些简单的药方。有时也会有人专门就医药问题与乩仙讨论，所得也有汇编成册的。香港地区流传著一本《医道还元》，便是扶乩所得。不过所说皆平平，没有很深的理则，更谈不上有什麽创见。在道教宫观中的乩坛，经常有谈道的乩文，乃至於整本的论道之书出现。这些乩文或乩书，所谈之道，内容又因所请亦即当事人所需而不同。有谈丹学之道的，也有泛说大道精义，或者论道德教化的。明代江苏人陆西星，曾称有吕洞宾等仙人下降，予金丹大道，观其记录《三藏真诠》，正是一部扶乩的乩文汇集。当代的乩文有关谈道的也很占比例。至於某些好事者以扶乩为戏，与降坛的仙人乃至於人鬼、狐仙唱和为乐的，也有人在。 目前的鸾堂以台湾为多，香港地区也有相当数量。它们在社会上起著某种传递若干道德教化的作用。 对於扶乩的神秘性，历来记述的多，研究讨论的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许地山先生曾有《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出版，对其源流有过系统讨论。近代的学人，或者将之当成催眠术的一种，如《清稗类钞》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而信之者则坚称确有仙佛临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