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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道教的历史，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早期道教正式形成于今西北境内，道教思想的主要成分、道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知名人物亦发生或活动于西北大地，近世道教的主要宗派更是源于西北。西北境内有五岳、五镇中的西岳、西镇，四渎中的长江、黄河、汉水，自西周至唐代，长期在西北定都，历代朝廷的天地祭祀和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活动带动了本土宗教的发展。终南山古楼观、重阳宫等宫观，则是自隋唐至金元间近8个世纪的道教圣地。即便是在整个道教趋于衰微的近现代，西北的道教活动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北道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原始道教、民间道教、义理道教到宫观道教，四个阶段的发展见证了西北道教的兴衰历程。 一、原始道教  西北最大的道教圣地——白云山 由战国至秦代，黄老之学广泛流行于秦陇地区，关于老子和尹喜的仙话流传于民间。在黄老思想体系中，修身养性以求长寿占有重要位置，当它与上古神话相结合，即形成道教早期的神仙信仰。西汉初年，在修习黄老之学的人中，有一批蔑视荣利、傲视王侯、追求生命久长的隐逸之士，在秦地以张良和商山四皓为代表。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朝廷祭祀制度和皇室求仙活动的大规模开展，有组织的道教团体的产生条件已经具备。推动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是汉武帝。一方面，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迫使原先活跃于朝廷的道家人物转向民间传播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汉武帝大肆进行求仙活动，听从方士的建议，确立至上神——太一崇拜，在京城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修建祈神场所，首创画像祀神仪式，并设立专业神职人员。这些举措，为道教的组织化、制度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就道教组织的萌芽来讲，汉代出现的两件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件事是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出现。自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到东汉顺帝时于吉得《太平清领书》，这一完善过程经历了大约170年，是道教信徒们利用自造经书进行宣传发动藉以建立教团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的前期，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解光等人试图通过高层变革来实现《太平经》的主张，但是失败了。其信徒被迫走向民间发展。 第二件事是西王母崇拜事件。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西王母崇拜，因此后世道教经典绘声绘色地描述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场景。据《汉书.哀帝纪》，公元前3年（建平四年）春，在北方地区发生了波及26个郡国并汇聚京师长安的大规模祭祀西王母的事件，历时半年之久，实属西汉后期的一个重大事件。设若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社团进行串联和组织，显然是难以发生的。这件事发生在夏贺良、解光等人传布《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图谋变政失败之后两年，直接反映出民间道教教团已经形成规模的事实。 二、民间道教  道教圣地鹤鸣山 黄老道究竟形成于什么时候，现在还难以确认。不过从道教各个教派的发展历史追溯，应当早于东汉。撇开方仙道（形成于战国时期）不论，现有据可查的著名教派中，就有茅山派肇始于西汉年间。西汉咸阳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离家修道，遍访名山，后隐于句曲山，被世人奉为仙人，尊称三茅真君，句曲山因之改名茅山。南朝陶弘景在前代道教传承的基础上创立了茅山宗。三茅真君原籍咸阳，能被远在江南的道众奉为仙人，应当不是子虚乌有。如前所说，张良和“商山四皓”早在西汉初就已形成道家小团体，在他们之后出现众多修道团体不足为怪。至西汉后期，“道士”称呼已数见于长安地区，说明原先的方士已演变为具备道教信徒的身份。 东汉前期，明帝时有张良后裔张陵辞官修道，先隐北邙山，后入蜀中，于鹤鸣山——瓦屋山一带传习黄老之术，并与当地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结合，创立天师道。因其要求入道者交米五斗，俗称五斗米道（官方文书直称米道、米巫）。经过数十年传教，天师道遍布巴蜀、汉中。至张陵之孙张鲁时，更建成24个教区，其中20个在今四川境，4个在今陕西境：浕口治在汉中郡沔阳县，今勉县；后城治在汉中郡南郑县，今汉中市；公慕治同前；北邙治在京兆郡长安县。另有8个游治中的太华治，也在京兆郡长安县。同时，黄老道的另一支——缅匿道也活跃于秦陇地区。 与张陵一系传教同时，另一张姓道士张修也在汉中独树一帜，公开传布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应当同出一源，即黄老道。据《后汉书.灵帝纪》所言“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则张角、张陵、张修都是黄老道信徒，在不同的地区各自建立起新的教团。 公元184年（东汉光和七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马相等人响应于绵竹，张修也在巴郡起兵，攻克周围郡县。益州牧刘焉为了割据一方，命张陵之孙张鲁为督义司马协同张修攻占汉中。二张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轻刑重教，以诚信无欺为治民之本，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使得五斗米道统治下的汉中成为战乱中的一方乐土，深得道俗拥护，史称“民夷便乐之”。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众从子午谷逃入汉中达数万家，更壮大了五斗米道的声势。五斗米道占领汉中9年后，张修被张鲁袭杀，其原因至今不明，从《资治通鉴》卷63描述的张鲁与继任益州牧刘璋的关系分析，似乎是二人对于“统”、“独”意见不合所致。 三、义理道教  古人炼丹图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率10万大军西征，张鲁投降，被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随曹操移居邺城（今河北临漳）。大批五斗米道众北迁，其中大多数分布在秦陇一带。在这种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秦陇地区出现许多世奉五斗米—天师道的世家，如冯翊寇氏、京兆韦氏等，其代表人物是魏谦之。据《魏书.释老志》，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说明他也是五斗米道徒。同书还述及成公兴、王胡儿等道士，把成公兴说成是“仙人”，点化寇谦之，并与他一同隐居华山、嵩山修道。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大力进行义理建设的楼观道。 楼观道派上承老子、尹喜，以尹喜为其道派的创始人。但在叙述楼观道派渊源的《楼观本起内传》中所列的12名东汉以前的高道中，仅封君达一人另有史料记载，其余均难确认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大致可以视作东汉以前隐居楼观的隐士、方士的代表。据《后汉书.甘始传》，封君达与甘始、东郭延年都是东汉末至曹魏间的著名道士。封君达又号青牛道士，似与东汉末由关中南下汉中的青牛先生为同一人。果如此，则楼观道之源头直接承继五斗米道。 早期楼观道派直接继承老子、尹喜的学术思想。北朝时，经韦节等人介绍，又全面吸收了江南天师道所奉持的三洞经戒法箓,使其教义更加完善和成熟。从北朝道教造像碑的发愿文中，可以见到楼观道和上清派在民间的影响。北周武帝时，楼观道坚持老子化胡说，引发佛道争论。568~573年（天和三年至建德二年）周武帝亲自组织3次佛道辩论，确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因道士辩论失败，加以佛教与国争利过甚，周武帝于574年（建德三年）五月下诏禁罢二教，同时又在长安城专门修建了通道观，安置道佛儒三教学者研习各教经典。又于楼观附近的田谷口修建了别观，选严达等10名高道入居，世称“田谷十老”。隋初，文帝改通道观为玄都观，移入新城内。“田谷十老”在通道观、玄都观进行了认真的理论反思，全力以赴进行道经整理工作，共整理道教经传疏论8030卷，成为道教史上的一大盛举，为楼观道在唐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隋末，楼观道士对李渊反隋起义给予了支持，这对唐帝制定崇道政策是一种感情投资。唐王朝的崇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如将《老子》、《庄子》列入学子必读书目，将清静无为思想贯彻于国家政治。其次是对道教予以扶持，其特点是大力散布老子神话和追求神仙方术，并视道士为宗亲，给予特殊待遇。 因朝廷崇道，除楼观道派受到特别扶持外，全国各地的著名道士也被皇帝们召到长安。罗浮山道士叶法善自高宗朝入京，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共5朝，计60余年，时而云游名山，时而出入宫禁，5朝皇帝均以上宾相待。叶法善去世19年后，玄宗仍念念不忘，亲笔为他撰写了碑铭。与叶法善近乎同时，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也受到3朝皇帝的礼遇，最后归隐王屋山，玄宗亲自题名阳台观。终南山道士孙思邈自隋文帝时就已为朝廷所尊重，屡次授官不就。唐太宗对其医术、道德深为钦佩，赐给32字颂语。高宗赐给良马，并腾出鄱阳公主宅第供其居住。 在唐代崇道热潮中，金丹热成为潜伏其中的一股浊流。由于道士追求的目标是长生久视，他们所从事的炼丹活动也被上至帝王下至文人学士所仿效。高宗、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王都热中于访求金丹大药，玄宗还亲自学习炼丹。由于金丹中的某些成分如铅汞本身具有毒性，直接大量服用极易中毒，所以导致6名皇帝直接或间接中毒死亡。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武宗皇帝以为佛教与民争利过甚，决定废佛，造成“会昌法难”。但随即武宗服用金丹致死，时人将其归咎于武宗宠幸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宣宗上台后，杖杀赵、刘等12名道士，次年又宣布恢复佛教，长安地区的道教势力受到重创。加之唐末迁都洛阳，长安城的主要建筑被拆迁，许多宫观变成废墟。 四、宫观道教  始建于明代的兰州金天观 五代至北宋，宫观道教逐步在西北定型，其基本内容是内丹学的兴起和传播。 自汉至唐，主导道教走向的基本思潮是“神仙可学”，长生久视成为大多数道士和奉道者不懈追求的目标。在帝王的推动下，唐代使这一风气达于极致，终因金丹术的失败而转轨。自唐代即萌生的内丹学说，到五代宋初正式形成。内丹学说的突出特色，是将个人的长生追求重新回复到老庄的自然哲学基础之上，力求身心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实现性命双修。因此，儒释两家与此相关的学说被大量引入道教修炼理论之中，形成三教合流的倾向。 内丹学的创始人钟离权是京兆咸阳人，活动于西达崆峒、南及庐山之间，主要地区为终南山区，在五代—宋的主要传人是吕洞宾、刘海蟾、陈抟、张伯端等人。至金代，终于孕育出一个崭新的道派——全真道。 全真道出现于民族矛盾激化的宋金时期。其时，道教出现衰落之势。在北方，盛行返朴归真的真大道。与之相应，全真道也大胆提出改革道教的主张，马丹阳将这一改革称之为“拆洗”。全真道的改革，要点是：一、进一步将老庄思想贯彻到教义之中，对传统道教进行重大改造；二、融汇儒、道、释三家宗教和哲学思想；三、提倡平等；四、建立丛林制度，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庵修道。延至今日，宫观道教仍为西北道教的主体。 明清时期，伴随中央政权实际控制区域的扩展，西北道教的影响范围较元代为广，道观的分布逐渐到达青海、宁夏和新疆境内，南方的正一道也传入西北，以宫观为道场或散居民间从事道教法事。与前代相比，具有悠久历史的道观规模有所缩小，如仙都楼观和全真道祖庭重阳宫对道教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几乎不再出现金元时期那类可以号令天下的高道。楼观因山洪暴发，于1331年（至顺二年）遭遇灭顶之灾，大部分殿宇被毁，数处宫观荡然无存。1555年（嘉靖二十四年），宗圣宫主殿三清殿又被地震摧毁。全真道祖庭重阳宫在元末遭受严重破坏，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曾一度恢复大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大部分殿堂又成断壁残垣。但是，明初兴起的真武崇拜和张三丰及其高足孙碧云等人在陕甘的修道、传道，带动了营建新道观的热潮，西安八仙庵、留坝张良庙、兰州金天观等十方丛林的诞生和天水玉泉观、兰州白云观、平凉崆峒山、临夏万寿观、宝鸡金台观、葭县白云观、延安太和山、山阳天竺山等全真道著名宫观的新建，为现代西北道教的稳定发展起了奠基作用。随着龙门律宗在陕西地区的大规模传戒活动，使得这一地区的全真道又萌生出一派兴旺景象。龙门派第11代传人刘一明在陕甘两省的传道活动，强化了宫观道教在民间的吸引力。龙门派第19代传人王圆箓在对敦煌石窟进行清理保护的过程中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藏经洞，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古代西北道教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 明清时期，与道教信仰有关的民间祭祀小庙大大增加。这类民间小庙旧时称为“社庙”，发端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世宗皇帝带头兴起的斋醮热。地方官府上行下效，利用水旱虫灾之机，建庙设坛，导致社庙大量产生。西北境内，各类社庙星罗棋布，计有东岳、三官、药王、火神、龙王、阎王、圣母、河神、后稷、神农、禹王、关帝等名称约90种，其数目难以统计，道观名称达235种之多。在明代兴建的基础上，清乾隆朝（1736～1795年）之后又得以大肆维修和扩建，使之成为民众小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道教的这种世俗化倾向，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北道教的走向。一度崛起的全真道被民间信仰的潮流所淹没，以至在很大程度上与民间信仰合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