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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篇前面是孔子与盗跖的对话，中间是子张与满苟得的对话，后面有无足与知和的对话。 盗跖为世所共认的大盗。史载盗跖有三人：黄帝时大盗、秦国大盗和齐鲁之大盗，三人名号相袭，这种情况也是有的。盗跖为柳下惠之弟，柳下惠为鲁国的贤大夫。同门兄弟一贤一不肖，事例极多。盗跖与孔子，一为大盗，有为仁人，二人的对答，正合“卮言”倾侧正斜之意。  篇中描述盗跖，“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均为大盗所有之事。又说盗跖“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此即不仁之意，与儒家主张恰相针对。又说盗跖“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则又兼具名辩家的性质。《史记》称商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大约古之暴戾者亦能兼通书史。 篇中盗跖称孔子为“巧伪人”，称儒家“作言造语，妄称文武，擅生是非，妄作孝悌”，及“使天下学士不返其本”，意谓儒家以私人讲学，不治反乱，与《天下篇》大旨相合。 盗跖对孔子所说，论有巢氏、神农氏之和顺至德，与《韩非子•五蠹》所载相印证。又论黄帝、尧舜禹之渐乱，与《在宥篇》“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之意相合。又论汤武放杀弑主，与古史所载相印证。又论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诸语尤为《庄子》所屡言，见于《山木》、《天运》、《渔父》各篇。又论子路之枉死，其事详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家语》。又论贤士、忠臣，伯夷、叔齐、比干、子胥诸人，庄子本书所论尤多。末论儒家不能“悦其志意、养其寿命”，即《骈拇篇》“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 要之，此节在在均与庄子之旨吻合，而其假手盗跖以斥孔子，以非错意于与儒家孔子个人之争胜。盗跖历论往古，其意则存乎当世，如《骈拇篇》所论“今世之仁人，藁目而忧世之患，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饕富贵”一问题，即儒家孔子亦不能不作此思考。 此节文字，才高、意大，为庄子一向风格。 司马迁曾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又称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论老子亦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凡此均指后学而言。至唐代韩愈，则云：《盗跖篇》“讥侮列圣，戏剧夫子，盖效颦庄老而失之者”，疑此篇非庄子所作。至北宋，苏轼于元丰元年贬为徐州太守，作《庄子祠堂记》曰：“然余尝疑《盗蹠》、《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又曰：“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宋儒热衷仕途，党争不已，相绌相非，互相诋毁，各有贬谪，鲜能自隐，其对《盗跖》等四篇不能释怀，殆由心病所致。后人振于苏轼之名，往往不察，废此四篇不读，摈不为注，近人仍之。实则由文献辨伪一面而言，假设此篇出于伪造，其疑问反而更大。 二 中间子张与满苟得一节。子张为孔子弟子，此处为“重言”笔法。满苟得为“寓言”笔法，意谓苟且而得，满而无厌，成玄英曰：“苟且贪得，以满其心，求利之人也”。子张以“为行”、“为信”立论，满苟得则以“无耻”、“为利”立论，而最终则归于至道，所谓“与时消息”、“与道徘徊”，与“两行”、“齐物”之旨相合。 后面无足与知和一节。成玄英曰：“无足，谓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谓体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设二人以明贪廉之祸福也。”无足认为“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以求富贵为人的天性。知和则提出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亦不免于患，并且有悖于天道，天道以平为福，以有余为害。 通过对满苟得与无足的反驳，庄子试图对世俗之情予以矫正，反映了庄子以平和为上、以富贵为下的观念。 三 学者评论道： 邵雍曰：“《盗跖篇》言事无可奈何者，圣人无如之何。” 性 曰：“杂篇之中而有《盗跖》者何也？言何适而无道也。道一而已，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借以为窃国，则为大盗，用以为治化，则为圣人。譬之韩非、李斯，俱学黄老，而非用刑名，斯为惨刻，所见不同，路头走异也。” 王宣（虚舟子）曰：“恨天下皆庸俗，则求一怪人恶人不可得；恨天下之险谲机械，则求如禽兽而不可得。此愤中作快语耳。……庄子特地现外道身，愤激反复，以挑醒正人之眼，苦心哉！” 陆秀夫曰：“此章雄气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 归有光曰：“此篇凡三段，皆言不矫行伤生，以求声名富贵，有激之谈也。” 陆树芝曰：“此篇举一极恶之巨盗，与一大成之至圣，设为辩难，至圣反为巨盗所呵。盖透过一层，以见不易之是非，犹可以强词夺之，然则各执所见，以争是非者，更不足据矣，孰若齐物论之为愈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