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4
    来源：齐鲁文化研究中心http://www.qlwh.sdnu.edu.cn/kanwu.asp?id=681。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陆宗教政策的落实，道教文化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大批的道教宫观被修复，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2、道教界人士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政议政。3、大量道教经典和研究道教文化的著作与刊物编辑出版。4、各种形式的道教学术会议被举办，对外道教文化交流广泛展开。5、道教文化旅游开发初见成效。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只要各级宗教机关能够继续贯彻落实国家宗教政策，道教界注意提高道士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学术界以更开阔的视野对道教文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那么，道教文化必然会在旅游、科技、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大陆；道教文化；考察；探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道教文化的发展概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道教文化恢复之后，其弘扬和发展，呈现出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许多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一大批道教活动场所得以修葺并开放，正常的道教活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同时，在中国历史悠久的道教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的道教文化，对现今社会也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显示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誉。同时，亦有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本文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提出一些个人浅见。
    一、大批道教宫观得到修葺和保护，其中相当数量已对外开放，正常的道教活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道教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它既是道教信仰者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和旅游观赏价值。但是，由于年久失修及其它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造成绝大多数道教宫观毁坏严重，残破不堪。
    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界人士千辛万苦，节衣缩食，多方筹集资金，保护、修葺了许多道教宫观，如陕西华山、楼观台、八仙宫、重阳宫、佳县白云山、山阳县天柱山、眉县太白山，湖北武当山宫观，四川青城山宫观、鹤鸣山宫观，广东罗浮山宫观等。笔者曾赴陕西山阳县天柱山道观实地考察，当地老道长和青年道友为修复道观，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夜以继日，辛劳数年，终于完成初步建筑。据笔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修复的道教宫观中，著名者就有200座左右。这些宫观建筑，不仅为道教活动提供了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道教界人士为保护和修葺宗教文化建筑所花费的巨大心血和所表现出的知难而进、艰苦创业的感人事迹，不仅为当代人所钦敬，也必定会被载入史册，成为教育后世的难得素材。有的宫观在维修时，政府有关部门亦曾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前进，道教中许多重要的宗教活动也得以恢复。
    1988年11月，中国道教协会四届二次理事会议遵照道教全真派仪范，作出恢复全真道传戒的决议。1989年11月至12月初，在北京白云观隆重举行了为时20天的全真道传戒盛典，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首次传戒。来自大陆各地的入坛受戒全真道士75人，其中乾道45人，坤道30人；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21岁；另有54位全真道士受方便戒。此为自1947年四川成都二仙庵放戒以后，大陆首次恢复曾经中断长达40余年的传戒受戒大典。[1]
    1995年11月，在四川青城山隆重举办第二次全真道传戒活动，为时20天，入坛受戒全真道士546人，受方便戒道士166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21岁，最小的21岁。[2]
    2002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千山五龙宫隆重举办第三次全真道传戒活动，为时20天，入坛受戒全真道士近200人，受方便戒道士200人左右。[3]
    1991年10月，道教正一派在祖庭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举行隆重的授箓传度法会，为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宫观举荐的36名道教徒授箓，其中乾道35名，坤道1名。这是自1946年天师府举办授箓醮仪以后首次在大陆恢复的天师道盛典，也是道教史上第一次为海外正一派道教徒授箓，意义非同寻常。此后，又在龙虎山天师府多次为海外道教徒举办授箓传度醮仪。[4]
    1995年12月，道教正一派在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举行隆重的授箓传度醮仪，为大陆各地宫观举荐的近200余名正一派道士授箓，其中年龄最大的近80岁，最小的20多岁；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为正一派道士授箓，也是近些年来唯一的一次。[5]
    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上海道教界、青海省道教界、重庆市道教界、辽宁鞍山市道教界、浙江瑞安市、温岭市道教界、福建省南平市道教界、甘肃临夏州道教界、河北永年县道教界、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江苏茅山道院、武当山道教协会、泰山碧霞祠、西安八仙宫、河南嵩山中岳庙、福建福州裴仙宫、福建福清市石竹山道院、贵州贵阳市仙人洞道观等，均分别举行了新千年祈祷世界和平的法会，期望人类和平、安宁，反映了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2004年春夏间，危害人类生存的“非典”病役一度在大陆流行。4月和5月，正一道祖庭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和北京白云观先后举行祈祷法会，祈祷早日战胜“非典”，祝愿国家繁荣富强，人民身体安康。
    2004年5月，由中国道教协会发起，江西庐山仙人洞道院承办的海峡两岸三地纪念吕洞宾祖师诞辰1206年法会，在江西庐山举行。
    二、道教界人士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政议政。
    济世救人是道教历来提倡和长期承传的优秀传统，道教界人士在医疗治病、捐资办学、救灾、修路、护林等社会公益事业中均尽心尽力，受到人们的赞誉。
    道教界人士中不少老道长有独到的医术，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乡村百姓看病一般都收费很少，甚至免费诊治。曾任华山道教协会会长的李静甫道长，50多年来经其手医治的患者达两万人左右。1998年，已经88岁高龄的李道长为治病救人，还跋涉五六十里，上华山采药。
    道教界在捐资兴学中也多有佳话。1993年，中国道教协会联合香港青松观、台北指南宫，一次捐给“希望工程”人民币100万元；由于内地道教界的联络，香港信善玄宫近年来已为内地贫困地区兴办教育捐款人民币300万元以上。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道教界立即行动，踊跃捐资救灾，中国道协及白云观筹集救灾资金近三十万元，及时发往灾区，以解燃眉之急。陕西道教界捐款40多万元。宁夏海原天都山道观年近90岁的张理穷道长，在天都山地区遭受旱灾，道观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组织徒众为南方灾区捐钱1200元。在这次特大水灾中，道教界为灾区捐款总数达人民币560万元。
    农村偏僻的地区交通不便，大大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广东罗浮山酥醪观黄诚伦道长、陕西宝鸡县烽火台道观张至顺道长，急当地群众所急，多次捐资修路。此类善举，在大陆其它地方亦时有所闻。因为许多道观均在山区，所以，道教界保护山林及种植树木，更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大陆道教界人士参政议政的级别之高和人数之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如：今年1月去世的中国道教协会闵智亭会长生前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陕西省人大代表、第十届西安市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各位副会长亦分别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张继禹副会长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任法融副会长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怀元副会长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山东省政协委员，黄信阳副会长任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常委，黄至安副会长（女）任第九届衡阳市人大代表、第八届湖南省政协常委，丁常云副会长任上海市青联委员，唐诚清副会长任都江堰市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赖保荣副会长任广东省人大代表，还有不少道教界人士在地方政协等组织中担任了职务。他们尽职尽责，提出建议，在参政议政中积极发挥作用。近些年来，中国道教协会派人到四川、广东、河北、山西、陕西、上海、江苏、福建、安徽、山东、浙江、湖南、湖北、辽宁等地调查了解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听取信教群众的意见，与当地政府宗教部门交换意见，通过多方面共同努力，一些道教宫观的遗留问题得到协调解决。如全真道祖庭陕西户县重阳宫、西安城隍庙、江南著名道观上海城隍庙等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迫改作他用或由其它部门管理的道教宫观，已交给道教界管理。
    三、编辑出版道教经典和研究道教文化的著作与刊物。
    道教文化研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界和学术界人士编辑出版了大量道教经典和道教文化研究著作，创办了多种道教研究刊物，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道教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笔者就个人所见，把已出版的道教经典和道教文化研究著作，罗列如下。
    （一）道教经典、道教古籍和道教辞书类（以出版时间为序）：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魏则之：《一贯天机直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吴树平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亲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编：《道教史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选辑：《道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守一子（丁福保）编纂：《道藏精华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徐兆仁：《全真秘要》、《内炼秘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王沐选编《道教五派丹法精要》，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王西平主编：《道家养生功法集要》，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
    徐兆仁：《金丹集成》、《太极道诀》、《天元丹法》、《悟道真机》、《先天派诀》、《伍柳法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慕容真点校：《道教三经合璧》，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
    徐兆仁：《仙道正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王忠信编：《楼观台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刘兆鹗、王西平编注：《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全真七子传》，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出版。
    段成功、刘亚柱主编：《中国古代房中养生秘笈》，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黄海德、李刚主编：《简明道教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主编：《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二）专著、论文集（因为研究著作较多，年分排列以出版或印刷时间为序，著者、注者、主编者排名不分先后）：
    1980年：《太平经合校》（王明）。
    1981年：《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卿希泰）。
    1984年：《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王明）。
    1985年：《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卿希泰），《道藏源流考》（陈国符，再版）。
    1987：《道教论稿》（王家祐），《道教与中国文化》（葛兆光）。
    1988年：《老子臆解》（徐梵澄），《道教文化新探》（卿希泰），《道德经释义》（任法融），《道教气功养生学》（李远国），《生死·享乐·自由—道家和道教的关系及人生理想》（赵有声、刘明华、张立伟）。
    1989年：《道教与养生》（陈撄宁），《魏晋神仙道教》（胡孚琛），《道教概说》、《道教与中国社会》（李养正），《道教仙话》（闽智亭等），《道教知识百问》（卢国龙），《道教神仙故事》（陈雄群）。
    1990年：《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道教仪范》、《道教全真派五祖七真金元高道传》(闵智亭)，《道德经探玄》（培真），《天师道》（郭树森），《内丹养生功法指要》、《悟真篇浅解》（王沐），《天师道史略》（张继禹），《周易参同契通析》（潘启明）、《天仙金丹心法》（赵松飞）。
    1991年：《道藏提要》（任继愈主编），《道教与科学》（金正耀），《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道经总论》（朱越利），《抱朴子外篇校释》（杨明照），《道家思想史纲》（黄钊），《道教与仙学》（胡孚琛），《全真正韵谱辑》（武汉音乐学院道教音乐研究室编，闵智亭传谱），《道教与超越》（徐兆仁），《陕南小武当：凤凰山擂鼓台》（樊光春），《道教内丹养生术》（洪丕谟），《道教文化概说》（于雄民）。
    1992年：《道教文学史》（詹石窗），《十大道士》（张冠英主编），《当代中国道教》、《道教识略》（李养正），《道·仙·人——中国道教纵横》，《长生不死的探术——道经〈真诰〉之迷》（钟来茵），《道教与传统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黄帝阴符经〉〈黄石公素书〉释义》（任法融），《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道教协会）。 
    1993年：《道教与诸子百家》、《当代中国道教》、《道教知识手册》（李养正），《周易参同契释义》（任法融），《楼观道源流考》（王士伟），《西安八仙宫》（张建新、陈月琴），《道教与中国医学》（孟乃昌），《中国重玄学》（卢国龙）。
    1994年：《道学皈元》（震阳子），《道教音乐》（周振锡等），《中古仙道诗精华》（钟来茵），《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李刚），《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郝勤），《青词碧箫——道教文学艺术》（杨文光、甘绍成），《道教与周易》（刘国梁）。
    1995年：《道教与传统文化研究》（王明），《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张广保），《汉魏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姜生）。
    1996年：《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卿希泰主编），《道教史》（许地山），《道风集》（陈莲笙），《道教文化管窥———天师道及其它》（张金涛、郭树森），《道家与民族性格》（吕锡琛），《道教神仙》（范恩军、张兴发、刘军），《道教义理刍论》（范恩军、张凯、孙常德），《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姜生）， 《中国道教诸神》（马书田）。
    1997年：《道教哲学》（卢国龙），《儒道释诗汇赏——道诗卷》（潘人和），《道教史略讲》（李养正），《老子道德经通解》（清宁子）。
    1998年：《老子养生学密字谱——亳州老君碑注解》（胡克禹），《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樊光春），《仙学指南》（胡海牙）。
    1999年：《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仙学》（胡孚琛、吕锡琛），《道教文化新典》（卿希泰、詹石窗），《丘处机与龙门洞》（张文主编），《走近中国精神》（牟钟鉴），《道教斋醮科仪研究》、《道教斋醮符咒意识》（张泽洪），《净明道研究》（胡小石），《道教炼养心理学引论》（张钦），《道教与神魔小说》（苟波），《道教劝善书研究》（陈霞），《重阳宫与全真道》（王西平、陈法永），《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演变》（姜生、郭武）。
    2000年：《当代道教》（李养正），《道教杂讲随笔》（闵智亭），《明清全真教论稿》（王志忠），《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唐大潮），《当代道教人物》（袁志鸿），《道教与人生》（叶至明主编），《道教法令印牌探奥》（王育成），《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郭武），《中国道教音乐简史》（胡军），《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张金涛），《龙门洞》（朱志贤），《骊山老母纪》（一羽），《瓦屋山道教文化》（李后强主编），《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蒲亨强），《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尚学铎）。
    2001年：《道教在海外》（陈耀庭），《中国道教当代宗师》（袁志鸿），《道教医学》（盖建民），《悟真篇导读》（张振国），《武当三丰太极拳》（刘嗣传），《陕西道教两千年》（樊光春），《兰州道教概编》（无聊子），《玄门日颂早晚功课经注》（闽智亭主编），《宋明道教思想研究》（孔令宏），《葛仙山志》（汪华光、袁志鸿、龚红），《戴敦邦道教人物画集》（戴敦邦绘画、仓阳卿撰文），《商洛市道教志》（余宗来、徐彪），《道学寻真—中韩日道教学术发表会纪念文集》（樊光春、崔炳柱、张应超主编），《上海道教文化探索》（上海市道教协会编），《茅山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道院合编）， 《华山道教》（张玉枫主编），《华乐仙苑——华山宫观洞天揽胜》（李高田），《茅山道院简史》（潘一德），《刘一明修道思想研究》（刘宁），《道教内丹学探微》（戈国龙），《般若与老庄》（蔡宏），《〈道教义枢〉研究》（王宗昱），《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詹石窗），《生命存在与境界超越》（李大华），《唐宋内丹道教》（张广保）。
    2002年《道教法术》（刘仲宇），《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姜生、汤伟侠），《长安道教与道观》（樊光春）、《商洛市道教志》（余宗来、徐彪主编）。
    2003年《福建道教史》（福建省道教协会编），《道教神信仰与祭祀仪式》（张泽洪），《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与思想》（李远国），《明代彩绘全真宗祖图研究》（王育成），《道教教义的现代阐释——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进步研讨会论集》（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道教协会、上海城隍庙合编），《元刻楼观篆书本道德经》（刘兆英编译），《道教玄秘——道教圣地楼观台》（李若驰、许文辉），《返朴归真——道教与人生》（张振国），《道教景点故事》（张振国、周成树），《新解道教格言》（王书献），《陶弘景丛考》（王家葵）。
    2004：《钦赐仰殿与东岳信仰》（丁常云、刘仲宇、叶有贵）。
    还有不少道教著作及资料，笔者仅见到书名，未见到书，不知出版时间，另外列出：
    《道教与中国冶炼学》（孟乃昌），《道教与民间文学》（刘守华），《道教基本知识》（李养正），《道教与养生学》（李远国），《道教美术史话》（王宜峨），《中国道教文化透视》，《道教的内秘世界》（刘仲宇），《道教养生法》（员信常、石宇森选编），《黄庭经讲义》，《静功疗养法问答》（陈撄宁），《道教全真祖庭北京白云观》（张继禹），《太上老君十四字养生诀释义》（任法融），《悟真篇讲义》（王沐），《〈周易参同契〉研究》（萧汉明），《道教本论》（李申）。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道教界创办了诸多刊物，报道道教活动，研究道教文化。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编辑的《中国道教》杂志公开发行，嗣后，《上海道教》、《三秦道教》、《福建道教》、《广东道教》、《茅山道院》（报）、《湖南道教》、《武当道教》、《缘起绍龙》等也陆续出版发行。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宗教学研究》，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香港道教学院主办的《弘道》等刊物，亦刊登了大量大陆学者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上述著作和刊物中发表的大量论文，对推动道教文化研究和向海内外介绍中国道教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举办学术会议，广泛开展对外道教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举办了一系列道教文化研讨会，笔者仅就所见资料，简要列出。
    1989年9月，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举办道教文化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一次研讨会。
    1990年6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国音乐研究院联合在北京举办道教音乐研讨会。
    1992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1992年9月，武当山道教协会在武当山举办“中国武当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2年10月，由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西安市道教协会、西安八仙宫在西安召开“西安中国道教文化研讨会”。
    1993年10月，武当山道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举办“中国武当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4年10月，江西龙虎山道教协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华道教总会联合在龙虎山举办“龙虎山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
    1995年6月26日，西安八仙宫和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联合举办的“道家华山学术思想”座谈会在西安举行。
    1998年8月、2000年9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江西省九江市道教协会、庐山仙人洞道院先后两次共同在庐山举办主题为“道教与现代文明”和“道教与人生”学术研讨会。
    2001年8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道院（主办）、南京大学宗教学系、江苏省道教协会（协办）在茅山举办“21世纪中国道教展望”研讨会。
    2002年8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道学研究中心和韩国世界金仙学会在周至县楼观台举办中、韩、日道教学术发表会。
    2002年9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江西省道教协会、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主办，江西师范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道教净明道文化及道教文化笔会”在南昌举行。
    2002年11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道教协会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2003年11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福建省道教协会联合主办，泉州市道教协会承办的“道教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第二次研讨会在泉州举行。
    2004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道教文化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绵阳市文昌文化学会在绵阳市梓潼县联合主办“中华文昌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4年5月，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与香港圆玄学院在山东济南举办“第三届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轨迹学术研讨会”。
    2004年6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所、香港圆玄学院联合在四川青城山举办“道教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改革开放以来，道教界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史无前例的。
    道教界人士曾应邀赴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英国、日本、约旦、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美国、约旦等国家参访或出席会议，他们或讲解、介绍中国道教的历史、哲学、养生、音乐、经韵、武术等多方面内容，或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为世界和平尽心尽力，不仅增进了我国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也使外国友人对我国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得以较多的了解和较全面的认识。此外，中国道协和各地道协还多次出访香港和台湾地区，对促进内地与港、台同胞间的友好交流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出访的同时，中国道协和各地道协也接待了大量国外和港、台地区的来访人士，20多年来总数不下数十万人次。在友好往来的基础上，还引进港、台资金用于道教宫观及道教名山道路修建等，如西安市道协近年来引进的港、台资金达人民币6000多万元，在西安临潼区修建了道教医疗大楼和明圣宫，修复了户县重阳宫大殿、楼观台希声堂等道教建筑。
    五、道教文化旅游的开发已初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日益重要。道教宫观因其或在风景名胜的山川幽雅之地，或历史悠久，故事传说甚多，令人神往；或二者兼备，使旅游者惊叹不已。所以，常常成为旅游者参访的首选之地。近些年来，随着大批道教宫观由道教界人士管理、保护和修葺，许多道教名山和宫观成为旅游热点，不仅解决了宫观的自养问题，还带动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尽管这方面还只是初见成效，更多的地方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的确是有了可喜的开端。
    对新世纪道教文化前景的展望
    在新的世纪里，展望道教文化的发展前景，笔者持乐观的态度，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中国大陆地区道教文化的状况对整个道教文化的发展走向影响甚大，所以，研究新世纪道教文化的前景，必不可少地应考虑大陆地区的道教文化发展前景。大陆整个文化环境的日益宽松，为道教文化的发扬光大提供了重要条件。对于这一点，凡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过亲身经历者均会有深刻的体会。昔日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其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的无知和错误看法，必然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摒弃。在二十一世纪中，大陆的宗教政策和法规将会得到更好地落实，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将有更大的飞跃，社会文明程度将大大提高。这种文化氛围必然为多种优秀文化并存和相互促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道教文化的发扬光大将势在必然。
    二、新世纪的百年中，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国际间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借鉴的速度将大大加快，力度亦会大大增强，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将进一步被发掘，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这种趋势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道教文化中的许多精华思想，如崇尚自然、强调和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等主张，对治国安邦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期望长寿和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很自然地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追求。因此，道教医学、道教养生、道教音乐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值得大力发掘的瑰宝，肯定会在新世纪里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日益重要，许多道教名山和宫观成为旅游热点，对港台地区和国外道教信徒及其他旅游者极有吸引力，不仅解决了宫观的自养问题，还带动、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预测，在新世纪里，道教文化旅游一定会成为大陆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外文化交流往来将更加广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道教文化的对外交流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员的互相访问、探讨和切磋。大陆道教界人士和从事道教文化研究的学者在与港、台地区和国外交流方面，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同时，中国道教协会及各地道教协会、著名道观和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也接待了不少港、台地区及国外的道教信徒和道教文化研究学者以及爱好道教文化的旅游者，对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增进互相交流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特别是有的外国道教信徒来参访时，还身着道装，更显示了中国道教文化的魅力。
    其次是研究著作的相互交流。道教文化研究著作的相互交流有多种方式，如：大陆和港、台间各自出版的著作的相互交流；由大陆和港、台互相协作，联合出版道教文化著作；外国学者撰写、中国学者翻译的著作；中外学者共同撰写的著作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对外交流，使海外更多的人士了解道教文化。
    在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与国际交往的增多，外国人对中国多方位的重新认识将有可能出现新的热潮，道教文化亦将成为外国人关注的热点。所以，本世纪道教文化在国内地区间及国际间的相互交流，肯定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和新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五、在新世纪的百年中，道教文化中的科学因素将会被人们进一步发掘，启迪人们对新一代科技的思考。
    道教中的炼丹术，尽管其本来目的是求得人的长寿，但在客观上却成了近代化学的鼻祖。再如，道教文化中对人体生命科学的探索和养生知识，其丰富的内容，也很值得人们去重新认识和很好地研究和发掘。有的科学家指出，在二十一世纪，人体科学将会成为现代科学体系中的重要门类，这是很有远大眼光的正确预见。笔者认为，用新时代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道教文化，发现其中对人类有益的宝藏，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发扬光大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十一世纪发扬光大道教文化应重视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道教文化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但是，要达到预期之目的，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在新的世纪里，道教文化在发展中也必不可免的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乃至困惑，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也需要使自身不断完善。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国家的宗教管理机关要特别注意掌握好政策。在中国的历史上，政府的宗教政策常常对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道教文化亦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五十余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世纪的百年中，能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随着符合国情的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做得更加完善，将会对道教文化的发扬光大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更有力的保障。
    其次，道教界应继续加强道风和文化教育，使道士的整体素质有更大的提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大陆的道教界已经发生了非常令人欣喜的变化：许多老道长在发扬光大道教文化和培养道教界后备人才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成就卓著。一批中青年道友迅速成长起来，使道教事业后继有人，不少地方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道观道士后继乏人、人才不足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相当多数道士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道风教育亦有必要加强。在新世纪中，应采取多种形式，使道风建设有长足的发展，道士整体队伍文化教育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使道教文化中的精华得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
    第三，学术界应以更开阔的视野对道教文化进行多方位的研究。
    大陆学术界对道教文化真正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大量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但是，已经取得的成果与中国道教的悠久历史和道教文化的博大精深相比，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不够。在新世纪的百年中，学术界应该在对道教文化的研究中，以更加客观的眼界，站在新的高度，开拓更多的研究领域，加强和道教界及国外学者的相互交流、学习、切磋、借鉴，取得更大的成就，使道教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袁志鸿：《道教正一派授箓与全真派传戒之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4期，第92页。
    [2] 袁志鸿：《道教正一派授箓与全真派传戒之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4期，第92页。王纯五：《中国道教隆重举行全真道建国以来第二次传戒法会》，《中国道教》1996年第1期，第7页。
    [3] 宜峨：《道教全真派在五龙宫隆重举行传戒法会》，《中国道教》2002年第5期，第4页。
    [4] 李养正：《当代中国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5] 丁常云：《中国道教正一派首次国内授箓传度法会在江西龙虎山举行》，《中国道教》1996年第1期，第11页。袁志鸿：《道教正一派授箓与全真派传戒之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4期，第92页。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