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跃，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中华文化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导。
    核心提示
    中国古代先贤圣哲们最关注的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人生。作为思想文化的“国学”始终一贯地观乎“心性”、“生命”、“人生”，一句话，“观乎人文”。
    儒家所谓的“学问”乃是心性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做学问的终的就是要把“跑掉的心”（“放心”）找回来。
    人既要有“乐观”的精神，也要有“达观”的心境，还要有“冷观”的智慧。这“三观”体现了多重性的生活方式，亦反映了儒释道互补的特性。
    中国人的灵魂是有多重性的。
    在儒家高唱“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高唱“夫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也”，佛家高唱“既在孤峰顶上，又在红尘浪里”的声响中，“以出世的心做入世事情”遂形成中国人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儒是牡丹，道是菊，佛是莲”
    国学寄寓“经史子集”， “儒道佛”乃其精华
    “国学”这一概念是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中国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损害，遂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以此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并提升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由此可知，“国学”概念的出现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感。
    何谓“国学”？对“国学”的定义，时下有多种。但在我看来，可把问题简单化。“国学”是“国故之学”的简称。分而言之，“国”，专指中国，“故”是过去的意思，“学”是指学术、思想。合而言之，“国学“就是指中国过去的学术思想，也即中国传统文化。
    “国学”存放在哪里？要了解这一点，我在这里借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以述之。中国古人将不同性质、内容的书籍分为四类，即“经”、“史”、“子”、“集”。“国学”就是保存在这“经”、“史”、“子”、“集”当中。“经”主要指儒家的典籍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经”有《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 “史”指各种体裁的历史书籍，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子”主要是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及道教佛教方面的著作。“集”是总集、选集、别集，还有诗、词、赋，像《楚辞》《乐府诗集》等。
    如果要问“国学”的精华是什么？那就要说到“儒道佛”了。有的学者就把“国学”主要归结为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过去就有这样的说法，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教：儒、道、佛。可见，中国人是多么看重这三家。
    对作为“国学”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道佛三家，我们最应该了解的是什么呢？回答是：思想。因为思想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而思想是由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真正要进入国学的殿堂，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一定要对它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有所把握。
    国学观乎“心性”、“生命”、“人生”，一句话“观乎人文”
    中国古代的先贤圣哲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中国圣贤最关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亦不是纯粹的思辨领域，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人生。古人云：“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说，中国古人思考着用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即“道”来改变天下。说白了就是，他们建立学说、提出思想的目的乃是：改变天下、和谐社会、净化人心、安顿生命。
    群经之首的《周易》有这么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强调的是通过关注“人文”，以达到变化和成就天下以及天下人之心的目的。这里出现了为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概念——人文，这是当下许多人都喜谈的一个概念，“人文关怀”、 “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等等。但你要问他究竟什么叫“人文”？恐怕很少人能明了它的深义。《周易》是这样给“人文”下定义的，它说：“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能止于文明的即是人文。这是对作为人并能够成为人而提出的标准。中国古人告诉你作为一个人，要知道“当其所为”和“不当其所为”。也就是说，人一定要知道你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里有不能越过之线，即当“止”之线。如果再用一个概念加以说明的话，那就是“义”。“义者，宜也；宜者，应当也，适当也。”儒家最重这一“止”和“义”。《大学》有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由此可见，这里谈的都是人之为人的根据问题。所以，我们说，所谓“人文”是专就人的本性而言的。简言之，“人文”要关乎的是人的本质问题，也即人性。
    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根性”呢？这一问题在儒家那里尤其得到重视。孟子有句名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谓“几希”就是一点点，微乎其微。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动物的区别就是一点点。通俗地说，人与禽兽差别不大。有关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与动物之间的一致性竟达到99.99%，只有0.01不一样。0.01还不是“几希”吗？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几希”究竟是什么？儒家六经之一的《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即是说，鹦鹉会说话，但究其本性，它还是飞鸟，猩猩也会说话，但是究其本性，它还是禽兽，如一个人不知礼，不行礼的话，即便你能说会道，那也与禽兽无别。前引荀子所论已知，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绝不在“知”，而是在“义”。
    儒家并没有把我们熟知的人会说话，人有知识理性，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等视为人与禽兽不同的根本之所在。中国古人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们似乎看得更深远。在他们看来，人高于禽兽的诸种能力如果没有一个更根本的“存在”支撑着，那么，人的这些能力就有可能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人类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残酷的刑具、杀人武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这一点点的“性德”，一点点的“性命”，一点点的“德能”，一点点的“明德”，一点点的“灵光”，即“几希”到底是什么呢？还是孟子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良心”。包括孟子在内的以后整个儒家，都视“良心”为一超越善恶的至善、纯善之心，亦叫“本心”。这是天地给人类的“殊胜”赠品。
    我们每个人都有“几希”，但由于受到后天的污染，或由于不善于保存，作为人最宝贵的这一“几希”就会丢失。如何对待“良心”，又将君子与一般人区分开来？孟子说：“君子所以遍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于是乎，“存心养性”，“尽心知性”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旨归。孟子直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由此可知，儒家所谓“学问”乃是心性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做学问的终的就是要把“跑掉的心”（“放心”）找回来。中国人评价一位真正的学者，不会只说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是把“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视为是对学者最高的评价。通俗地说，就是指为人为学，道德文章、德性问学，这两方面集于一身。
    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这里，孔子追忆和赞扬“古之学者”的为学之终的是为了使自己精神境界的提高，心灵世界的净化，生命层次的升华。而叹息和批评“今之学者”的为学之动机是追名逐利，做学问是做给别人看的，与自己的内在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弘扬完全脱节。
    我常常提醒所谓做学问的人，当然包括我本人，要避免在大学校园、科研机构出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局面。什么叫“经师”？就是说他专业知识非常精通，像这样能传授知识的老师太多了。什么叫“人师”？就是既有德行又有学问，道德文章双馨，人格魅力非常强的人，这种老师难以碰到。作为一名学者，或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其终的是要求他们能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大任，把爱人、爱天下作为自己终身欲承担和实现的责任。知识分子不可以目光短浅，不可以急功近利，不可以唯利是图。这也正是古人为什么那么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语）的真正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