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晚明是儒释道三教高度融合的时代，而阳明学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构成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阳明学者与道教关系的研究迄今仍不免薄弱，至 于阳明之后中晚明阳明学发展核心人物王龙溪与道教的关系这一课题，更是尚未见有全面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首先考察王龙溪与道教人物的交游以及龙溪对道教 修炼法门的实践，除此历史与实证性的研究之外，本文尤其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探讨了龙溪对道教一些基本观念与命题的吸收。在笔者看来，尽管龙溪与道教人物多 有交游，对道教法门有亲身修炼，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大量使用了道教内丹学的用语，但龙溪显然是站在阳明学的基本立场上，力图将道教的一些基本观念与命题 融摄到其良知教的系统内部。由于经过了龙溪自己创造性的诠释，在龙溪的整个思想系统中，道教的那些基本观念与命题显然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涵义。通过这一具体 的个案解析，我们可以不限于外部的行迹，而进一步从思想的内部去了解，道教对以龙溪为代表的阳明学者的影响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而言的。
    关键词：王龙溪 中晚明阳明学 道教内丹学
    一、前言
    佛道两家对于宋明理学的发生与发展，历来被视为重要的相关因素，在中晚明三教高度融合的情况下，阳明学中更是渗透了许多佛道两家的成分。相对而 言，明儒尤其阳明学与佛教的关系以往较为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明儒与道教关系的研究则未免薄弱。事实上，正如柳存仁先生较早注意到的，在佞奉道教的官方意 识形态下，明儒尤其阳明学者对道教委实涉入甚深。[1]不过，对于阳明学者与道教的关系，除了与道教人物的往来，以及在文集、语录中对道教用语的大量引用 这些历史现象之外，对道教一些观念与命题在阳明学者的思想系统中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到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加以考察，如此才能对阳明学 者与道教的究竟关系，作出较为全面与准确的判定。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是中晚明阳明学发展中一位会通三教的核心人物，被时人称为“三教宗盟”。黄宗羲曾谓龙溪“良知既为知 觉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着工夫，则不免有碍虚无之体，是不得不近于禅。流行即是主宰，悬崖撒手，茫无把柄，以心息相依为权法，是不得不近于 老。”[2]而无论是晚明以降的儒家学者还是现代的儒学研究者，几乎皆沿袭其说，认为龙溪思想中夹杂佛道。但对龙溪思想与佛道二教的关涉究竟如何，学界迄 今尚缺乏较为专门的论述。[3]至于龙溪与道教的关系，似乎更未见有全面与深入的专题研究。[4]以下，本文便首先考察龙溪与道教人物的交游、对道教法门 的修炼，然后再探讨龙溪对道教若干主要观念与命题的吸收运用，以及这些观念与命题在龙溪整个思想系统中的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个案研究，能够对阳明学与道 教的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坚实的说明。
    二、与道教人物的交游
    对龙溪与道教人士的交游，我们主要以龙溪自己文集中所提供的线索为依据，兼取其他文献的记载为支持，这样既可保证信而有征，又能拓宽并深入我们的了解。
    在龙溪的文集中，龙溪运用道教术语之多，甚至超过禅宗。[5]但有关龙溪与道教人士的接触与往来，记载却颇为简略。只有在对明代道教的情况有相当 了解并参之以其他文献，才能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明儒学案》中谓龙溪曾与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1504-1564）一道向方与时学习过静坐工夫，所 谓：“黄陂山人方与时，自负得息心诀，谓：‘圣学亦须静中恍见端倪始得。’先生（念庵）与龙溪偕至黄陂习静，龙溪先返，先生独留，夜坐工夫愈密。”[6] 有关方与时其人，《明儒学案》中有如下记载：
    方与时，字湛一，黄陂人。弱冠为诸生，一旦弃而之太和山习摄心术，静久生明。又得黄白术于方外，乃去而从荆山游，因得遇龙溪、念庵，皆目之为奇 士。车辙所至，缙绅倒履；老师上卿，皆拜下风。然尚玄虚，侈谈论。耿楚倥初出其门，久而知其伪，去之。一日谓念庵曰：“吾侪方外学，亦有秘诀，待人而传， 谈圣学何容易耶？”念庵然之。湛一即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塌夜坐，久之无所得而返。后台、心隐大会矿山，车骑雍容。湛一以两僮儿一篮舆往，甫揖，心隐把臂 谓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即千金惟命。已入京师，欲挟术以干九重，江陵（张居正）闻之曰：“方生此鼓，从此掴破矣。”无何，严世蕃闻其炉火而艳之。 湛一避归。胡庐山督楚学，以其昔尝诳念庵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逃而入新郑（按：高拱）之幕。新郑败，走匿太和山，病瘵死。[7]
    黄宗羲的这段文字其实是本自耿定向（字在伦，号楚侗，称天台先生，1524-1596）为方与时所作的传。而根据耿定向所说，罗念庵随方与时入道 明山习静时，龙溪是随同前往的，只不过龙溪并未久留而已，所谓“王先生（龙溪）先辞归，罗先生独留。”[8]耿定向与方与时是邻居，对其事知之颇详。由于 黄宗羲大体上概括了耿文的基本内容，加之耿文颇长，这里不具引。根据以上这段文字，以及耿定向记载方氏临终前称“平生所得”惟“所录丹方与铅汞”的话来 看，[9]方与时无疑是位道士。他非但能将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1534-1577）这样有出世倾向的人士纳于门下，还居然能以异术一度眩惑像龙溪、 念庵这样的儒家学者、社会名流，更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谓“欲挟术以干九重”，显然具备明代道士的典型特征。大概只有像何心隐（1517-1579）那 样的豪侠之士，才能慑服其人。虽然时人亦多谓龙溪因年幼体弱多病而素留意道教养生之术，如徐阶（字子升，号存斋，1503-1583）所谓“公（龙溪）少 患羸，尝事于养生”，[10]故耿定向、黄宗羲所言龙溪与方与时的接触以及随其习静之事，当属信而有征。不过，此事不见于龙溪文集，龙溪文集中明确记载与 龙溪有深入交往的道士，是净明道士胡清虚。
    龙溪集中有一篇〈祭胡东洲文〉，记载了净明道士胡东洲与其交游的事迹：
    呜呼！吾东洲子而遽止于是乎？嘉靖甲寅岁，予开讲新安之斗山。东洲随众北面执礼，为缔交之始。东洲颜如冰玉，动止闲默。与之语，恍然若有所悟，又 嗒然若有所失。昔人行脚四方求法器，东洲非其人耶？嗣是每岁即过越，聚处浃旬而返，因得交于麟阳赵君，授以馆舍，携家为久处之计，此生益以性命相许。因谓 予曰：“栖之受业于先生，实刘师符玄老人启之，将以广教也。”老人年一百余岁，得回谷之旨，发明内要延命之术，后遇习虚子受净明忠孝性宗，当应代补元之 任。旧有传法弟子二十五人，为出世之学，蓬首垢面，不复与世情相通。晚年受记东洲为二十六弟子，谕以世出世法，冀以流通世教，不绝世缘。东洲既授紫云洞谱 密传，以妻子托于浮梁东川操君，往来吴越江广，与四方同志相切磨，以卒所学。东洲虽得所传，役役于世法，未得专心究竟。去年春，复就居于越，聚处月余，复 还浮梁，与操君共结胜缘。秋初偕近溪罗君，偕其二子同往岭南，赴凝斋公之约。首春，弟子朱生平罡，忽来报讣，云东洲九月二十一日已仙游矣。呜呼痛哉！吾东 洲子而遽止于是乎？予与东洲有世外心期，卒然舍我而去，在东洲知有落处，不复为三徒业障所缠，而予则终寡同志之助也。东洲之学，得于师传，以净明忠孝为入 门，其大要皆发明性命归源之奥，觉幻知元，住于真常，非有邪伪之术，但世人未之尽知耳。[11]
    龙溪这篇祭文是写于胡东洲卒后次年，其中提到胡东洲于前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卒于偕罗汝芳（字惟德，号近溪，1515-1588）及其二子前往岭南的途中。而这件事，耿定向在〈寄示里中友〉一书中也曾提及：
    秋中，罗近溪携二子暨胡清虚游广东曹溪。至肇庆，其长子病死。次子痛其兄病且死，焚香掌中，灼烂，寻又哭过毁，亦病死。无何，胡清虚亦死。余初闻 罗氏二子死，伤悼甚已。已闻胡清虚死，则蹙然举手加额曰：“天乎！天乎！其将显明正学与？罗氏二子皆不食人间烟火食者，乃为胡子所惑，服勤茹苦，不啻七十 子于孔子矣。一旦骈首客死，岂不示人显哉？”胡方士生壬辰，罗长子生丙申，次子则癸卯生耳。死时疾苦呻吟，无以异人也。世为生死志佛志仙者，竟何如哉？天 爱我辈何厚也！其教之也至矣！近谂胡清虚，浙之义乌人，初为此中陈大参门子，以生恶疮逐出。无依，倚于某观中一道人。道人率之游匡庐，继往终南山，几年 出，而浙中士绅遂翕然宗之。闻陶念斋令兄与龙溪先生俱纳贽受教矣。余往讽龙溪，龙溪亦谓有足取者。近闻石麓阁老信之尤笃，此何说哉？想此子初拚身入山，静 极发慧，一时精神，必有可观，以此倾动士绅，非偶也。后欲渐长，性录渐蔽，只得欺谩过日，以扩前名，而不知人可欺，天故不可欺矣。以此推之，如此中卓小 仙、王南明所述某蓬头，即吾乡岳蓬头、方湛一皆然也。吾党志学者，视此可为深省。[12]
    将天台此信与龙溪祭文相对照，即可知胡东洲即胡清虚。而天台信中除也提到方与时之外，其他提到的岳蓬头、卓小仙，显然都是活跃于中晚明而往来于儒 释道三教之间的道士。岳蓬头其人不可考，而被时人称为小仙的卓晚春，[13]对于林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称三教先生、三一教主，1517-1598） 创立三一教，起了很大的作用。
    胡清虚随罗近溪及其二子前往岭南，与近溪二子皆死于途中一事，近溪所作〈二子小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只不过其中称胡清虚为胡中洲，与龙溪及天 台文字相较，可知胡东洲与胡中洲实为一人。不论“东洲”与“中洲”何者因发音误听或传抄有误，均指净明道士胡清虚无疑。且根据近溪的〈二子小传〉， [14]作为近溪二子之师的道士胡清虚，“泛览群籍，旁晓诸家”，[15]“浩荡无涯，玄微莫测”，[16]临终前从容安排后事之后，又“秉烛展视素所批 点《楞严》，达旦而完，封置，命藏笥中，无得轻发”，[17]显然又兼通佛教。
    因此，我们综合以上所有关于胡清虚的文字，可知胡清虚名栖，字东洲或中洲，清虚当为其号或道号，浙江义乌人，生于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胡 氏本来是一位净明道的道士，为刘符玄的第二十六位弟子。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龙溪讲学于新安斗山书院时，胡氏投身龙溪门下，其后每年均与龙溪“聚 处浃旬”，关系密切。胡氏因龙溪的缘故又与赵锦交好，赵锦甚至“授以馆舍”，安顿其家。胡氏又是罗近溪二子罗轩（字叔安、法名一复，改字复 初，1536-1579）、罗辂（字叔与，法名贯玄，改字玄易，1543-1579）的师傅。万历七年己卯（1579）秋，胡氏偕罗轩、罗辂与近溪共往岭 南，赴刘凝斋之约。至肇庆时近溪二子病死，九月二十一日，胡氏亦随之从容坐化而去。据龙溪所言，胡氏虽然有道教的传授，却因深入儒学，反而不能一心专注于 其本来所学，所谓“东洲虽得所传，役役于世法，未得专心究竟。”而由近溪的描述来看，胡氏也的确是一位不拘于儒释道三教之畛域而能够出入于儒释两家的道 士。胡氏卒后次年，龙溪已是八十三岁高龄，此时龙溪门人可谓遍及天下，而龙溪在接到胡氏死的消息后能专门为胡氏写了那样一篇情见乎辞的祭文，除了祭文内容 所显示的之外，本身足见龙溪与其关系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