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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历经千年的涵养，已积淀成为中华文化绚丽风景的底色，极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魅力。道教发源于中国、传播于世界，道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青海东邻甘肃，南联川藏，西接新疆，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通道，是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通往新疆的重要陆上通道。青海自古以来作为古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通道，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和文化特色，在西部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总书记2016年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自古就是国家安全战略要地，做好青海的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青海作为昆仑文化发源地之一，作为丝绸之路重要枢纽，是道教西传的一个重要输入地。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多语言共享，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50多个民族占青海省总人口的47%，民族区域自治面积占青海省总面积的98%。[①]青海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仅次于西藏、新疆。[②]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苯教、萨满教等宗教分布于全省，其中道教和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影响最广。青海道缘深远、道教文化深厚，青海地域文化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渊源于昆仑山崇拜的昆仑文化是道教文化仙山崇拜、寻求不死之术的根底。青海作为昆仑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海内外道教信众心中地位神圣，境内许多道教名山名观吸引着海内外道教团体和信众前来敬拜。此外，青海道教传播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宗教和睦共处、相互交流，为维护青海民族团结和宗教文化生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青海道教文化传播发展略述 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记载西王母[③]生活在青海周边，民间盛传着与西王母相关的故事。西王母后来演化为道教最高女神，居于昆仑山墉城之内，统领管辖着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建安二十年（215年），汉中张鲁政权为曹操所灭，大批五斗米道信众向西北迁徙，大规模地域间的人口流动推动了道教在氐族、羌族聚居的青海等地的传播。 东晋以来，一些地方政权和少数民族上层非常重视对道教神灵西王母的崇信，如公元345年，前凉张骏采纳酒泉太守马岌建议，派人在今青海天峻县青海湖畔石室，立西王母神祠祭祀。公元416年，沮渠蒙逊西巡，祀金山，并出兵吐谷浑，降伏乌啼、卑禾二部后，“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④]，西王母寺中有玄石神图，蒙逊命其中书侍郎张穆作赋颂之，并铸钟铭文于寺前。[⑤]道教文化在青海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延续传播，连绵不绝。 魏孝文帝太和初年(477年)，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到青海考察时就发现有道徒活动：“（黄）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至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鬼神。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托焉”[⑥]。这里“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无疑是指道士。羌人称鬼神为“唐述”，因此称积石山为“唐述山”，道人用以修炼的石洞则为唐述洞，沿积石山黄河称作唐述河。据传隋炀帝西巡途经青海时，在大通老爷山建“金娥庙”，供奉“金山圣母”，即西王母。[⑦]青海地方政权吐谷浑王国(公元285-663)，其强盛时期疆域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连接，国中除儒佛文化盛行外，还深受道教文化影响。一些学者从都兰郭里木墓葬棺木上绘有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金乌玉兔等形象推断当时居民深受道教文化影响。[⑧]公元680年至683年，张文成任“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也在其文学作品《游仙窟》中讲述了在积石山下遇到被称为“仙女”的出家道姑。[⑨] 北宋时期，河湟流域一些藏传佛教僧众因为受当时兴盛一时的道教符咒文化的影响，常用符水消灾、驱鬼请神等手段为民众祈福禳灾[⑩]。北宋雍熙年间（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宋将杨满堂建乐都县引胜乡的武当山道观，供奉真武大帝和众神。据一些学者调查和推断，公元1148 年，四川丰都全真道龙门派丹阳马真人创建青海民和县境内的巴州城隍庙。[11] 明代初年，汉族纷纷移入青海河湟地区，明代的地方统治者也大力扶持道教的发展，道教文化渗透到一些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明宣德元年( 1426)，西宁广福观[12]峻工，殿内塑有玉皇大帝、吕洞宾等神仙像，并有道士孙思忠等五人主祠。《建广福观碑记》云:“太宗文皇帝入正统之初，以北极真武之神，尝有阴瑚默相之功，命修建太岳、太和山诸宫观，以奉祠事。自建庙以来，雨旸时顺，岁谷累登，边人安居，寇盗屏迹。是维朝廷盛德所加，而公之所以效忠竭力，神之所以护国福民者，可谓至矣。”[13]此后，李英、李宁在青海西宁、民和等地兴建了多处道观。 明崇祯五年(1632)蒙古喀尔喀部头领却图汗因部落内部纷争，自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牧地南下青海湖畔。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却图汗伪称是噶举派信徒，实际上他信仰汉族的道士教，是一个异教徒。”[14]松巴堪布在《青海史》中也认为：“因却图汗信仰道教，一度在青康地区，他的经济势力很大，到1637年被固始汗消灭。”清末明初，青海张仙、王老实、朱素贞等道士有一定影响。至清中叶，一些道士在地方官员和士绅的支持下在西宁等地兴建了道观，如在湟中县总寨乡徐家寨会龙山建立雷殿，镇武殿，在湟源县北极山修建北极观，在湟中镇海堡兴建万寿观，在贵德、乐都等地兴建或修葺了三元阁、关帝庙、玉皇阁等。[15]同治、光绪回族反清事件后，一些道观被焚毁，后得到重建。 目前，青海道教信众约60万人，已认定备案的教职人员有290人，其中：全真派道士有100人，占道教教职人员的34.48%；已认定备案的正一派道士有190人，占道教教职人员的65.52%。青海道教宫观及活动点有21处，其中，依法登记的有15处，信仰道教的民间庙宇有30多处。[16]青海的道教胜地有湟中西元山、西宁北山、大通元朔山、互助五峰山、湟源北极山、乐都武当山等；著名道观有西宁北山土楼观、大通老爷山道观、大通娘娘山道观、乐都昆仑道观、湟中南朔山道观、格尔木无极龙凤宫等。青海大多数道观住观道士人士不多，最多不逾十几人，除有一人当家外，其余皆为师徒关系。 青海道教文化不仅在汉族地区影响较深，而且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地区对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思想、民间信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海东民和、互助，黄南同仁、尖扎、海南贵德等地区一些土族、藏族村落中多建有二郎庙、龙王庙、娘娘庙等，或供奉二郎神、文昌君、关帝、三宵娘娘等神像。青海不少信奉道教的海内外人士到青海寻根问祖，敬拜昆仑山，不畏路途到西宁土楼观、乐都昆仑道观、格尔木无极龙凤宫等青海著名道观进香。 二、青海道教文化与多元宗教文化的互动融汇 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流融合从来都是双向的,青海道教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将本信仰文化元素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其他文化系统中，导致各自文化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呈现出地域性特征。 （一）道教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互动 青海道教在民间信仰领域与藏传佛教相互吸收并融合。一是青海道教文化对藏传佛教文化元素的吸纳。如乐都县引胜乡被当地民众成为“武当山道观”，属于道教全真龙门派传承，建有玄天宫、三清殿、玉皇殿、关帝殿等建筑群落，但殿前同时设有各具道教和藏传佛教文化特色的香烛和煨桑炉，民众烧香跪拜之外，还要在煨桑炉内添放柏乡、糌粑面等，在神像前点燃酥油灯、敬献哈达。西宁北山寺土楼观一些神殿供桌上也常常摆放着酥油灯、哈达等物品。近几年，青海道教教职人员还举行了青海湖放生等活动。如2011年7月19日，青海著名道观土楼观教职人员在刚察县湟鱼家园参与了西宁市道教界青海湖“放生”活动，并举行了相关道教仪式。西宁市道教界教职人员和部分教徒共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二是藏传佛教对道教文化的吸纳和改造。道教信仰诸多如关帝、文昌、二郎神等神灵被藏传佛教吸纳改造成为尊奉的寺院护法神或地方保护神。如六世班禅罗桑丹贝意希、八世达擦丹白贡布等高僧积极倡导和推动了关帝进入藏传佛教护法神系统。青海著名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佑宁寺的高僧三世章嘉若必多吉作《关老爷之祈供法》、土观·洛桑曲吉尼玛撰《三界命主贡玛赤尊赞祈文》，进一步使关帝地方化、藏传佛教化，为普通藏传佛教界僧俗所能接受。西宁金塔寺、塔尔寺、光明寺等一些寺院还将关帝奉为寺院护法神，镇守寺院，驱除邪魔。如青海许多藏族群众将文昌帝君视为黑文殊菩萨的化身，传说塔尔寺高僧阿嘉活佛曾将文昌吸纳为藏传佛教护法神后，逐渐在青海部分藏族村落传播。嘉木样一世贡却久美旺布、色康巴·洛桑丹增嘉措还撰写了文昌祭祀文。[17]黄南同仁地区一些土族、藏族村落敬奉二郎神时念诵的颂词、颂诗，也多为当地赛康巴、第一世赛仓·洛桑扎西赤列嘉措等高僧大德所著。如同仁县隆务镇二郎庙中，由藏传佛教僧人主持，念诵的经文为藏传佛教经文，并每天进行煨桑等活动。 （二）道教文化对青海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影响 道教文化对青海伊斯兰教一些教派门宦中国化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一些伊斯兰教学者将道教中的“道”、“无极’、“太极”说与伊斯兰教的宇宙观和创世说结合起来。在伊斯兰教一些门宦创始人的著述中也存留着道士生活方式和自我克制、修养的痕迹。如中国伊斯兰教四大苏菲学派传教士阿布杜·董拉希在我国传教16年。阿布杜·董拉希通晓汉语文，对中国儒家、道教、佛教以及诗文书画都有研究和爱好。他在传教时，往往融汇这方面的内容来解释其学理。[18]嘎底林耶第七辈道祖、后子河门宦创始人杨保元（1780——1873年），是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良教乡人，其前后在甘肃长麻尔(今玉门县境内)南山石洞、陕西北吉原坐静修道10余年，达到了“纯真无俗，天人浑化”的境界。其著作中有大量的与道教相关的内容，如“日月乾坤在内怀，光照普世无豪隔”[19]“脱胎换骨游九霄，蟠桃会上一真人”[20]“三字无极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成。八卦九宫安五行，八卦分，阴阳明”[21]等等。此外,其撰写的《论出家》、《出家修行》、《无极说》、《十八真言》、《大道没在文字中》等文章，都成为该门宦修道的歌诀，需铭记于心。 （三）道教文化对青海多民族民间信仰的影响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南朔山又被成为南佛山，《西宁府新志》记载“西元山，在县西南八十里唐缠沟脑。巨石崇竦，黛色侵云。即道藏之第四太极真洞天是也。俗呼为佛山”[22]，著名道教人物张真人、苏真人也被周边民众尊称为“张佛”“苏佛”，从中反映除佛道相融的印记。在海西蒙古族地区最大的寺院都兰寺也设有“关老爷庙”，每逢年节，周围赛什克乡，铜普乡及茶卡乡部分蒙古族要到关老爷像前烧香磕头、求签问卦。土族纳顿节中的关王舞、三将、五将舞等节目中，关羽是最重要的角色，在全场表演中始终处于首位，连刘备也居其下位。青海贵德、共和、化隆等地藏族民众特别崇信文昌帝君，称为“阿米尤拉”，意谓“地方神”。据民国时期姚钧著《贵德县志》：贵德城西的文昌庙“依山傍水，河流索绕。汉番信仰，士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盛，有事祈祷，灵应显著，久为汉番信仰祈福消灾之所”。[23] 此外，青海民间对文昌神、二郎神等道教神祇的祭祀至今保持着一些牲祭等内容。以民和土族地区信仰的二郎神为例，当地土族将其奉为地区总神，每年举行纳顿会，抬着二郎神等神轿巡游，一些信众常常以宰杀鸡羊形式向二郎神许愿还愿。以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些地区的文昌神信仰为例，青海海南共和县加隆台文昌庙、贵德县上卡岗文昌庙、贵南县沙沟乡唐乃海文昌庙等庙宇中供奉的文昌神仍享受血祭[24]，其中加隆台文昌庙等同时有两个祭祀台，一个用于血祭，另一个白祭[25]。此外，贵南茫曲镇、共和幸福滩等地的文昌庙由于附属藏传佛教寺院管辖，严禁血祭。 青海汉族、土族建房时，大梁上凿一小洞装进五色粮食和金银等物，钉好楔子后，常常用一画有太极图的红布包住，祈求粮食满仓，富贵满堂。在一些地区汉族、土族葬礼中，邀请道士与藏传佛教僧侣同时念经度亡灵五天。 三、青海道教历史文化价值及发展思考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对“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对各省份在“一带一路”规划中的定位予以明确，提出“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人文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青海民族团结和宗教和睦是青海民族人文最大优势，民族团结进步大省是未来青海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目标。道教在青海的传播，主要是随着羌族、汉族、鲜卑族等民族在青海的活动而不断传播。道教文化青海传播发展过程中以其鲜明的特色，始终以“自然无为、柔弱不争”等方式坚韧生存、和谐发展，与青海地域文化互动融合，维护了青海宗教文化生态平衡和地域文化多样性。道教所倡导的崇尚自然、尊重生命、慈俭谦让、上善若水、天人合一、正己化人等理念，充满了生命关怀、社会关怀和环境关怀，对于提升个人思想境界，化解社会道德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民族团结具有独特意义。 （一）弘扬道教传统文化，拓宽平台及渠道 道教是中华文化的根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以其鲜明的特色，与儒家文化、佛家文化深度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道教蕴含的“上善若水”“积功累德”“清静为正”“济世利人”“齐同慈爱”等思想精髓与目前社会需要多有契合。今后，一些地区对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升级，不能局限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一个较低层次的目标，应将目标锁定在维护多元宗教生态文化平衡，利用宗教积极元素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等层面。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应重视道教工作，将道教工作列入与其他宗教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促进道教工作上一个台阶。二是积极吸纳道教等其他宗教文化中包含的崇尚和谐、尊重生命、天人合一、抱朴守真等理念和智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是发挥“同根同祖，道教根在大陆”的教缘优势，加强与省外特别是海外道教界的友好交流，促进青海道教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四是双轮互驱模式推动昆仑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二）重视人才培养，提高道教教职人员素质 “文以载道，人能弘道”，促进青海道教健康发展，关键是道教人才的培养。一是进行道教培训基地建设，成立道教培训中心。一方面拟定培养和培训计划，逐步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品德端正、持戒修身、信仰纯正、年轻有为的道教教职人员，通过培训，选拔较为优秀且有培养前途的可输送到中国道学院或其他道教高级学院深造。另一方面加大对现有教职人员的培训，每年定期对教职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提高其宗教学识和政策及法律法规意识。同时，将信仰虔诚、社会影响大的道教居士纳入培训计划。二是每年安排代表人士、民管会成员到省内外考察学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转变观念。三是严格教职人员的认定备案和冠巾、传戒和传度授箓工作，增进修持，提升品德，端正道风，保证道教正常传承。四是全面落实对宗教人员的惠民政策，兑现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落实低保和五保供养等惠民政策，并对出家住观庙教职人员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改善其生活条件。 （三）强化管理和服务，规范道教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 要做好道教工作，弘扬道教传统文化，就必须依法管理和规范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一是按照属地化管理模式，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统战部门协调、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管理的道教社会管理工作体制。二是建立和规范我省正一派管理的机制,建立区(县)级散居道士管理组织，在各乡镇按区域建立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小组，形成条块结合的管理网络。三是依法处理和规范未经登记活动场所和未经认定教职人员非法宗教活动问题。四是把各地具有传承和弘扬传统道教文化功能的民间城隍庙等相关民间信仰庙宇纳入政府的管理或动态管理范畴，引导其开展正常的民俗宗教活动，以满足信众的正常信仰和宗教活动需求。 （四）重视道教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弘扬道教传统文化发展平台 一是重视道教宫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道教危旧宫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修的投入力度。二是通过玄门讲经、学术研讨会、祈福法会及论坛等形式和途径，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阐扬道教现代价值，做好对道教经典的整理和诠释，挖掘道教教义思想中的正能量。三是是组织专家学者对现有的青海道教旅游文化资源进行综合考察、价值评估和文化定位，挖掘利用青海道教仙山文化资源、道教仪式文化资源、道教音乐文化资源、道教劝善文化资源。四是强省内各级道教组织、道观加与地方政府、省内外高校、学术机构、学术团体、旅游企业的联系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论坛和节庆活动，联合举办道教文化旅游节和庙会活动，传播昆仑文化、西王母文化、道教养生文化、道教音乐文化。 [①]青海总面积72.23万平方公里，辖2个地级市、6个民族自治州，46个县（区、市、行委）。 [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西藏常住人口为3002166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1.83％；其中藏族人口为2716389人，占90.48％，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40514人，占1.35％，汉族人口为245263人，占8.17％。新疆常住人口21813334人，其中：汉族人口8746148人，占总人口的40.1%，各少数民族人口13067186人，占总人口的59.9%。 [③]王母在最初时源于始祖母信仰，只不过是若干个部族中的始祖母神中的一个，但在后来的发展演化中与其它始祖母神相互复叠，或者功能上的分化，才演变成了一个独特的西王母和王母娘娘信仰系统。（参见赵宗福：《西王母的始祖母神格考论》，《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④](北魏)崔鸿撰，《二十五别史·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清)汤球辑补，王鲁一、王立华点校，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655页。 [⑤]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页。 [⑦]马婧杰：《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⑧]道教统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四灵神君，道教认为玉兔金乌为月之华，日之精，金乌玉兔是阴阳和谐的象征物。（参见张泽洪、焦丽锋：《丝绸之路河南道多元宗教文化传播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 [⑨]参见（唐）张文成撰：《游仙窟校注》，李时人，詹绪左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页。 [⑩]参见孙悟湖：《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 [11]参见马婧杰：《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12]广福观：明代观址在西宁城东北隅。宣德元年(1426年)由李英主持兴建。正统中部指挥汪清重修。嘉靖二十一午(1542年)守备崔麒再次重修。咸丰元年(1851年)西宁绅民迢新修葺。 [13]曾启:《广福观修建记》，载于米海萍、乔升华：《青海土族史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14]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15]魏明章：《我所了解的青海道教》，《西宁文史资料》（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西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内部编印，第96页。 [16]数据来源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道教协会 [17]参见看本加：《青海湖南部地区文昌神信仰的田野考察》，《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 [18]高占福：《中国西北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门宦宗教教理》，《回族研究》1995年第3期。 [19]（清）杨保元著，马忠、马小琴校注：《杨祖全书》，青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20]（清）杨保元著，马忠、马小琴校注：《杨祖全书》，青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21]（清）杨保元著，马忠、马小琴校注：《杨祖全书》，青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22]（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23]王昱主编：《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98页。 [24]血祭又称荤祭，即奉献活鸡、活羊等物或人的鲜血来取悦神灵。 [25]即用糌粑面、白酒、哈达、彩绸、蒸饼、糖果等作为祭神物，献供于神案前，答谢神灵佑护百姓健康长寿、农业风调雨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