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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象征与无限

http://www.newdu.com 2018-01-02 道教之音 佚名 参加讨论
    随着实验科学的进步,人类不仅意识到,而且也证明了,存在并非只在有限于人的认知系统,同样如实地居于人类知识之外,这就是无限——超越有限世界的世界、超越有限时间的时间。与之相应的无限观念则是宗教赖以生发的思想基础。据此而言,宗教是借助心力,超越有限,实现对无限的终极追求的合理性过程。从情感上讲,是对神圣的终极关怀;从哲理上说,是对生成万物的本体的逻辑推演和解析;从伦理学上看,是至善、尽美的典范。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以神圣为核心,“包含一种非解析性的经验类型,一种既定的证据,一种情感的反应”,“是某种‘超离于所有创造物的神秘的东西’”,或称之为“纽米诺斯”(Numinous)。(托马斯·F·奥戴:《宗教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然而,人的知识、概念,甚至理性完全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感性由现实、现象所决定,现实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所以人的知识、概念,在时间空间以及质和量各方面都是有限的。显而易见,基于有限的知识和概念,如何表述、传递无限,也就难免有鞭长莫及之憾。诚如庄子所言:“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中国禅宗索性讲:“说是一物即不中”,主张“言语道断”、“不落言诠”。所以,以无限为终极关怀和终极追求的宗教,首当其冲的悖论便是“言”和“不可言”。如何消解这一悖论,也就是如何藉不言之言,得难言之意,所谓得意忘言者,便成为宗教学上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根本上讲,人类生存经验的有限性和知识的局限性并不能限制人的思维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它们总是力图摆脱有限,逼近和实现对无限的期盼与追求。然而,超越有限经验、有限知识的无限毕竟存在于思想的彼岸,即我们的认知能力之外,既不可见,亦不可说,要逼近和实现对它的认识和诠释,必须借助有限的形式,赋予“形”外的意义,即借助现实的、经验的事物,诉求超越的、非经验性的神圣意义,或者说用现有的事物,参与事物背后或事物自身之外的真实。事实上,它们只是作为具有规定性的符号,做不可言说的言说——说不可见,说不可说,也就是用经验的事物实现对非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的操作。如此不言之言即为象征。正如西蒙斯所说:“在真正的象征里,即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的东西中,无论清晰与否,直接与否,总是有无限的某种体现和揭示。‘无限’被混合于‘有限’,以有形的面目出现,好像是可以达到的”;“每一种体验,都是借助有限的形式达到一种包容天地、贯通古今的无限所在。”(西蒙斯:《印象与评论·法国作家》,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7页)于是象征便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象征符号与符号象征
    象征,是一种群体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传统的意思是“形著于此,而义表于彼”。(南宋罗愿:《尔雅翼》)形与义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以此具体的事物,体现别样的特殊意义,或体现某种别样特殊意义的事物。前者所指是动作(动词),后者指的是行为的结果(名词);所谓特殊,也就是非此具体事物本身,而是和此事物表象,甚至本质完全不同但却相关的意指。传统谓之“以物征事”,准确地说应当是“以形征义”。与象征对应的英文symbolize或symbolic,意思则是用符号表现的意义的真实。它突出的是,象征使用的事物只是“符号”,而非本身。象征的特点是摒除事物的实在性,而以心意为旨归。黑格尔也曾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黑格尔:《美学》第二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页)换句话说就是:象征,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意义的真实。文学作品中亦多采用,是间接表述浪漫精神和终极追求的修辞方式,宗教的情结也就尽在其中了。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象征是人的精神对应物”,同样说明,象征摒弃客观实在,追求意义真实的超越精神。毫无疑问,在不可说,也不可比拟的无限的领域,只有借助某种符号,“以形征义”,才能逼近意义的真实,直指人生的终极价值,并实现对超越追求的合理性过程的诠释。对制度化的宗教而言尤其如此:象征虽然是神圣顶礼的对象,却不是神圣的本身;是沟通天人,通向无限和终极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无限和终极。从佛教的舍利、基督教的十字架,到庄严的佛寺和静穆的教堂;从弘法的僧人、传教的教士,到石窟的佛像、教堂地下室内的告解所;从一个戒台、墓冢,到一杯红酒、一块面包,象征和象征物比比皆是。
    总之,作为象征的符号,它混融无限于有限之中,充分展示了宗教的神圣和不可思议。一方面,象征符号的“形”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符号象征的“义”则是无限的。它完全荡涤了“形”的真实,表现了纯粹的意义真实。
    象征的类型
    如是而言,象征其实包含两个方面:即同宗教的根本问题——“无限”、“有限”相对应的“形”和“义”。此“形”固然有限,彼“义”则在有限之外而为无限,二者原不相干,却被力图把握无限的“合理性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特殊的符号约定俗成为具有相关性的意义真实。由此可见,“以形征义”目标虽在于“义”,即得鱼忘筌,但如此“征义”的鱼兔筌蹄之辨,还是以“有限”的筌蹄之“形”,作为无限的鱼兔之“义”的先导和实质变异的、神圣的“心象”。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手段,象征的目的虽在于得“义”,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需要忘却的“形”。
    象征之“形”,根据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语言模式、行为模式和器物模式。还有人物、图像、经典等,与上述虽有区别,但皆可归于前三类模式之中。
    语言模式,包括文字。应当说,其本身就是符号,既可指称有限之物,亦可作为无限的指代。因此,作为无限的象征,更具有相关性。如上帝(God)、佛(Buddha)、真如、道等,其义直指超越有限的存在,因此也可以说,“言”既是有限的“形”,又是无限的“义”。基督教哲学视语言为本体,所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The Word became flesh,也充分凸显了语言的超验性。所以,语言非纯粹的“以形征义”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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