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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道教比较重视“以术证道”、“以术行道”，遂使有些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道教中大量充斥的是各种神秘的法术，而在教义思想方面比较贫乏。其实，深入道教文化的殿堂，我们就会发现，道教包含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除了某些表层的东西之外，还有其精致深刻的思想、微妙玄远的教义，有足以震撼人们心灵的真精神。 一、贵生精神 道教重视生命的价值，以生为乐，追求生命的健康长存。 道教既像其他宗教那样，考虑人死后的灵魂归宿问题，同时，它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就是遵循人们乐生畏死的本性，积极探讨如何才能阻止死亡的到来。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而“道”的见证就是永不停息的生命活力。《太上老君内观经》说：“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传为道教创立者张道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把“生”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之一，认为“生”是“道之别体”。南朝道士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中开篇就肯定“禀气含灵，唯人为贵”，而“人所贵者，盖贵于生”。《三天内解经》更以“死王乃不如生鼠”的对比来强调生命的可贵。因此，《太平经》提出，“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 需要指出的是，道教“贵生”，既不是“苟活主义”，也不是贪生弃义。《吕氏春秋•贵生》载：“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子华子的说法，也正是道教的观点。能够自由自在地活着，物质奉养也很丰富，当然是最好的。某些方面有所欠缺，活得不是很惬意，这是次一等的生存处境。但是，宁愿去死，也比屈辱地活着或者干非义的事而活着，要高一等。《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序》中也强调：“宁一旦持戒，终身为道德之人而死，不犯恶而生。”并认为持戒而死者，最终也会成仙：“持戒而死，灭度练形，上备天官，尸解升仙。” 道教“贵生”，并不只是着眼于自己的生命，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长寿。《度人经》就明确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认为，每个人都秉赋有“道性”，只要按照道教的教义保养生命，都有长生成仙的可能。 道教所提倡的根本养生方法是“性命双修”。性指心性，即人的精神方面；命，指肉体生命。“性命双修”就是精神与肉体都要得到修炼。修养心性的准则，是清静自然，柔弱不争，遣除一切私心和嗜欲，淡泊名利，精神不要为外物所累，使生命得到保养。同时，还要广行善举，利物济人，积功累德。肉体生命的修炼则主要是保养精、气、神，通过服食导引、存想守一、坐忘胎息、内外丹法等修炼方法来促进生命的健康和长久。道教相信人通过修炼，肉体生命可以得到延续，精神生命可以得到升华，最终达到形神俱妙、与道合一的仙人境界。 道教的“贵生”，不止局限于人类生命，而是要求尊重所有生命。道教希望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一切生命，都能顺利生长、自由生活，不遭侵扰，不受损害。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微旨》中说，修道之人必须慈心于物，仁逮昆虫，手不伤生。《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说：“子欲学吾道，慎勿怀杀想。一切诸众生，贪生悉惧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轻于彼，口腹乐甘肥，杀戮充啖食。能怀恻隐心，想念彼惊怖，故当不忍啖，心证慈悲行。”《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也说：“贤者戒其杀，亦莫怀杀想；众生虽微微，亦悉乐生长。如何害彼命，而用以自养？”全真道祖师王重阳认为，“物命于人没两端”，“只是形骸分别异”，因而见物要“作自身观”。（《重阳全真集》）为了劝导人们关爱众生，道教经书中常常以因果报应的故事来予以警示。 当然，完全禁止杀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对于这个问题，道教也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在早期道教经书如《太平经》中，只是要求人们不要滥杀动物，并没有绝对禁止杀生。后来道教戒律中有绝对禁止杀生的规定，但是如何理解，还是有不同观点的。《虚皇天尊初真十戒文》的注释中说，“不杀生者，所以存仁爱也”，这是制定戒律的出发点。“或心虽仁民爱物，而迹乃混俗众中，有所未便”，则应该尽量做到少杀。不得不杀生时，要像商汤捕鸟那样，网开三面，以体上天好生之德；要像孔子那样，“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有所节制而不滥杀；还要做到“启蛰不杀，方长不折”，以遵循生态规律。该书指出，“圣贤于肉食，未常必其有无”，因此，只要心存仁爱之心，虽“饮食随缘”，“又何杀生之有”？由此可以看出道教中人对“杀生”一事所持的理性态度。 二、自主精神 道教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道教认为，人的生命长短，并非上天所命定，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二说：“生死在我。”道教坚信，人可以“夺天地之造化”，通过积极的修炼，使生命由弱变强，由夭转寿，直至长生不死。它反对人在死亡面前无所作为、消极听命的态度。它承认“有生必有死”，但认为这只是顺应自然过程的结果；而通过人的主观努力，生命演化的自然过程是可逆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道教中有名的“顺则生人，逆则成仙”思想。为了实现长生不死的梦想，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道教炼养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反复实验，抗命逆修，从外丹到内丹，不断地探索。 当然，人能否长生成仙，这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事情。抛开信仰的因素不谈，道教“夺天地之造化”的思想，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体现了人们不甘心听任命运摆布的强烈愿望。《太平经》就明确地说：“天道万端，在人可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也认为：“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阴符经》更提出，人通过“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可以达到“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的境界。 这种“夺天地之造化”的精神，激励着历代道教中人通过各种方法去探索生命和宇宙的奥秘，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出自于道士的炼丹炉。海内外学者公认，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三、和谐精神 道教从立教之日起，就把老子的《道德经》奉为圣典。《道德经》强调和谐为宇宙万物的根本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任何事物都包含着阴和阳两个对立面，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是事物的常态。所以《道德经》又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55章）人们懂得了和谐，也就是懂得了事物的常理（规律），懂得了事物的常理，就是明智的。 《庄子》一书被道教尊为《南华真经》，也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庄子•德充符》说：“德者，成和之修也。”人的品德修养，就是以“和”为目标。心中一团和气，外表和蔼可亲，就是有德之人的象征。所以庄子说，“心莫若和”（《人间世》），要“游心于德之和”（《德充符》）。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与人和、与天和：“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 关于如何促进和维护和谐的状态，道教经典中作了深入的论述。总的原则是“顺应自然”，起点是个人身心的和谐，由此扩展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的观念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价值。《道德经》第25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虽然天地万物都根源于“道”，但“道”对万物却是“生而不有”，丝毫不干涉万物的自然发展过程，这就叫“道法自然”。亦即“道”遵循“自然”原则，“无为”于万物，让万物按其本性自然造化，从而万物各得其所。可见，老子所说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道法自然”就是要维护宇宙万物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即是宇宙万物依其本性天然如此、理应如此、势当如此的状态。因此，自然状态就是理想状态，故圣人也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圣人也不敢轻举妄动，以免破坏万物的自然状态。 老子要人们以“道”为榜样，干什么事情都要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并不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要审时度势，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本性，不强作妄为。道经认为：“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抱朴子内篇•塞难》）所谓“无为”，并不是消极地不行动，什么事也不做。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3章）所谓“为无为”，就是以“无为”的精神去做事情。老子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37章）“无为”既然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那么当然就不是“无所作为”。因此，《淮南子•主术训》指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淮南子•修务训》对“无为”的解释是：“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这就是说：“无为”是指行为不出于一己之嗜欲、私利，而是遵循客观规律（“理”），凭借已有的条件（“因资”），依照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权自然之势”），采取适宜的行动，不以巧诈之术（“曲故”）主观妄为。可见，“无为”的实质就是顺理而为，依自然而为。由于其行为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不勉强，不费力，好象没有刻意去做，达到了目的却没留下什么痕迹，故以“无为”称之。 维护和谐离不开顺应自然。试想，违背自己之自然，违心地说某些话、干某些事，能保持内心的和谐与安宁吗？不顾他人之自然，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能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吗？不顺应时势，顺应民意，强行推行某项政策，能维护社会的和谐吗？不按自然规律办事，能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吗？因此，自己之自然，他人之自然，社会之自然，自然界之自然，均顺之而不逆，才能和而常通。可见，自然之境即和谐之境。 在促进个人身心和谐方面，道教主张抱朴守真，少私寡欲，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在促进人际和谐方面，道教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具有慈爱之心，要仁慈、友善地对待他人，乐人之成，悯人之苦，济人之危。“不杀不害，不嫉不妒，不淫不盗，不贪不欲，不憎不忌，言无华绮，口无恶声”，从而达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度人经》）的理想社会状态。 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方面，道教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生成的，因而“一切有形，皆含道性”（《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人类不能妄自尊大，以自己为中心，把大自然当成自己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而应该体认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海琼白真人语录》），把自己视为宇宙这个伟大的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太平经》说，人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使自然界更加完美。 四、崇德精神 为了实现长生成仙的理想，道教一方面发展出各种方术，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对俗》）推崇道德，注重伦理教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太平经》说：“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老子想尔注》说，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抱朴子内篇•对俗》中更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总之，道教把成仙信仰与道德教化结合在一起，历来强调“长生之本，惟善为基”（《墉城集仙录》），“积恶造罪，无由冀仙”（《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以激励人们行善积德。 道教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谈得上修仙证道。历代高道常说：人道不修，仙道远矣。人道为仙道之基，仙道为人道之极。人还没有做好，焉敢企望成仙了道？ 道教所提出的道德规范，基本上与儒家伦理相一致，但加上了神灵监察、善恶报应的神学内容，对信教者来说，显然具有较强的思想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从《太平经》起，各种道经就宣称天地有司过之神，对众生的行为进行监察登记。又说人身中有“三尸”神，每至庚申日，便上天汇报人的善恶功过于有司。还有常住每家每户的灶神，也上天告人善恶。总之，人的一言一行，乃至起心动念，都逃不过神灵的明察，所以古人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 为了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道教制作了各种通俗易懂的劝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普及于民间，影响极为深广。 五、济世精神 道教产生于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东汉末年，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救世特征。反映初期道教思想的《太平经》即自称为“致太平之书”。宫崇、襄楷曾先后把它献给顺帝、桓帝，但被当朝权贵斥为“妖妄不经”而置之不理。后来，“颇有其书”的张角创立太平道，发动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同样拥有《太平经》的张道陵在巴蜀创立天师道，建立了二十四个教区。至其孙张鲁，更割据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史称其政策宽惠，“民、夷便乐之”（《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魏晋以后，神仙道教取得主导地位，遂偏重于个人的得道成仙。但是，道教始终没有将“仙道”与“人道”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内外双修”的原则：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济世救人。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这一观念以后被反复强调。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说：“若救治天下百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说：“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等亲冤，始合神仙本愿。”并警告修行者：“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净明派规定：“凡得净明法者，务在济物。”（《太上灵宝净明入道品》）金元时期形成的全真道，其宗教实践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两方面。“真功”指心性、内丹修炼，“真行”即行道济世。可见，统一入世与出世，以积善为仙道的根基，是道教一贯的主张。道教认为，只有积极地为社会作贡献，功德圆满，才能名登仙籍。 道教济世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历史紧急关头，道教领袖往往能够挺身而出，为人民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最著名的是丘处机之西行劝成吉思汗戒杀、免北方赋税的事迹。此外，太一道四祖萧辅道、茅山宗道士杜道坚在南宋、金、元战乱之际，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作了许多制止胜利者不要滥杀无辜的工作。 道教济世精神的另一个表现是行医施药救治病苦。医术与养生有很密切的关系，故自来为道教所重。东晋道士葛洪、南朝梁道士陶弘景、唐道士孙思邈等都是有名的医药学家，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普通道士一般也兼通医术，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农村，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医疗队伍。 六、包容精神 “道”的根本特性之一就是生成容纳万物。《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第16章）。人们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正是道教所提倡的境界。道教认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是由道生成的，都是道的无限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而万物都是齐一的。此即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观点。 《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无亲无疏，无彼无此。”故要平等待人，要提倡彼此之间的慈爱与宽容；不能夸大彼此之间的矛盾，而要认识到彼此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体系时，道教也秉持开放态度和包容精神。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思想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宣扬神仙道教，一方面崇尚儒家教化，同时又主张百家之言不可废。 在历史上，道教积极吸收儒、佛二家的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异流，三教应当融会合一，三家人成为一家人。如南朝道士陶弘景说，“万物森罗，不离两仪之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茅山长沙馆碑》），主张“崇教惟善，法无偏执”（《授陆敬游十赍文》）。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心中端的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重阳全真集》）荀子关于“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的说法，在宋代以来，经常为道教中人所引用，来表明三教一理。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对道教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一方面主动吸收外来输入之文化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道教之真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