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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有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番言论于中国陶瓷史亦可通用。有宋一代，瓷器生产名窑迭出，百花齐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近日，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集中馆藏瓷器精品举办了“宋磁の美”特集展，向世人展示宋代瓷器的简约之美。 青  金缮汝瓷小盏 “宋磁の美”以一件金缮汝瓷作为“镇展之宝”。这件汝瓷虽体量不大且曾被修复，但器色古朴，光泽柔和，气质沉静，聚光之下，令人心折。汝瓷以天青釉色著称，此件汝瓷小盏，在流传过程中，有所破碎，但主人以黄金修补，为天青釉色之上又增几道灿烂光彩，宛如阳光穿过雨后天空，反令此物别具神采。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目前全世界仅存90余件汝瓷传世品，数量稀少。而这件传世汝瓷盏则是首次公布于众，极为珍贵。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肇始——中国最早的瓷器便是商周时代的原始青瓷。原始青瓷仿铜礼器的造型表明，它们一经出现便地位显赫。“南青北白”的名声渗透于教科书中，有时会让人误把唐代当作青瓷登峰造极的时代。实际上历经千年发展至唐代，青瓷虽早已在南方地区广泛生产，再无当初“青涩”模样，但距离至善仍有一步之遥。 不可否认，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曾烜赫一时。印度洋沿海地区的广泛出土，显示了当年越窑青瓷畅销海内外的风采，而法门寺地宫、吴越钱氏墓葬出土的秘色越器，则昭示了皇家对其品质的认可。陆羽所言“如冰似玉”的越器，所指正是秘色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比德以玉。秘色瓷在视觉触觉所达到的温润质感，配以特殊的文化象喻，令它为世所珍。然而囿于生产能力，秘色瓷终究是万中无一的稀罕物件。不过，它的出现却为宋代青瓷的生产树立了标杆与典范。  北宋龙泉窑淡青釉瓷壶 越窑入宋生产渐颓，不过越瓷引领的青瓷之美则于南北各有传承。南方龙泉窑初绽头角，于北宋时虽尚未能在越器基础之上自成风格，但其中一些淡青釉器，已颇具神采。北方黄堡-耀州窑一系对越窑的仿效更引人瞩目。五代时期陕西黄堡窑窑工或为秘色之风所折服，釉色直追秘色越器，而在满釉工艺方面又有所推进，底部所露支垫痕迹，较秘色越器更小，为汝瓷“芝麻钉”支烧痕之先声。至入北宋，耀州窑别开生面，不仅釉色为之一变，宛如莹澈碧泉，更采用刻划花工艺装饰器身，并表现出极高的水准（图3）。南方青瓷原以釉色取胜，少有刻划印装饰，装饰渐多，则生产渐衰，似是宿命。北方青瓷由刻划花而获得了自己的风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北宋两京之间的众多地区，基于对耀州窑的模仿，在北宋中晚期也开始了青瓷创新。如河南临汝窑，所产耀州窑风格器物几乎可以乱真。汝窑、钧窑正是在这一青瓷生产潮流中涌现出的两朵奇葩。 通过考古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用于贡御的汝瓷核心烧造区位于今天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实际上，如上所述，烧造类似产品的窑址并非仅有宝丰清凉寺一处。河南地区青瓷生产的大环境孕育了汝窑，而皇室“命汝州造青窑器”，也使得汝瓷成为了周边窑场后来争相模仿的对象，进一步促进了河南地区青瓷的发展与嬗变。展览中所展示的汝州东沟窑的一件金代青瓷洗，正是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展览中的这件瓷器使用了裹足支烧的工艺来保证瓷器满釉，表明其工艺传承正来自于汝窑。其釉色青绿透亮，与典型的天青汝瓷略有不同，但实际上，若熟悉河南窑场产品则可知道，就算是在清凉寺窑址亦可见此类产品。青瓷生产中，窑炉烧成气氛稍有不同，便可造成青绿色的千变万化。而钧窑生产，或许正是在模仿汝窑的过程中，在窑炉控制与原料选择的偶然性中所获得的“意外惊喜”。 成熟汝瓷出现未久，金兵铁骑南下，徽宗皇帝的文艺绮梦就此破碎。深山中的窑场也不免受到连年战乱、国破家亡的影响。宋瓷技术的传承在时代变局面前支离破碎，却也不值一提。然则汝瓷登峰造极之美，既让南下流亡朝廷流连难舍，也让北来的女真新贵眼热。于是战事一歇，汝瓷残脉在南北便各有传承，北方有钧窑、张公巷窑等一干青瓷窑场，继续以汝瓷烧制的标准探索新瓷；流落南方的汝瓷窑工，则在南宋官窑的创烧和龙泉窑的发展嬗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宋朝廷仓皇方南逃，未携礼器，于是每年国家各种礼仪大典，不免显得寒酸落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因此国力稍复，便想恢复当初礼仪排场，怎奈铜料难得，于是便以瓷器、木器为替代，由此催生了南宋官窑。正因如此，南宋官窑器物多有仿铜器造型，这点与汝窑器物颇不相同。杭州、宁波一带，自古以来是制瓷重镇，南宋初年虽已近于没落，但越窑原有的制瓷传统尚存。南宋官窑本拟模仿汝瓷釉色，并采用汝窑工艺制瓷，如官窑早期不少器物皆可见模拟“芝麻钉”的较大支烧痕迹。然而北方工艺与南方原料终究有不适应之处，因此，官窑后期工艺又根据原料略作调整，譬如由点状支烧，改为了垫烧、支垫烧。至于青瓷最为看重的釉，则因南方胎料颜色较汝瓷“香灰胎”为深，而集中发展厚釉工艺，以掩盖胎色。官窑这一番对南北技术的融合与消化，最终推动浙江龙泉窑走上了中国青瓷的巅峰。  南宋龙泉窑凤耳花瓶 展览中共计三件龙泉窑粉青器物，或满釉无纹，或厚釉冰裂，尽显“冰清玉洁”、“炉火纯青”之美。南宋龙泉窑在南宋官窑影响之下，又多有创造，青釉之色丰厚多样，完美地将晚唐五代秘色以来确立的青瓷审美发展到了极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龙泉瓷器自南宋起品质稳定、产量渐增，精品青瓷不再仅仅流传于帝王之家，而是获得了跨越阶层的流传，至元代更流向海上、陆上丝路沿途地区，直至路的尽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青瓷生产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这一番周游轮回，让青瓷洗尽铅华，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都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令更多的人触摸并分享到这份来自华夏的独到美学与创造。 取材于一抔黄土，升华为天空之色，取法自然，象形天地，这大约便是宋人留给我们的青瓷之美。 白 与“世家大族”青瓷相比，白瓷是宋代急速跃升的“新贵”。虽然在唐代位列“北白”之席，然而在陆羽笔下，终究是等而次之的存在。不过士大夫的品评终究是一面之词，也终究不过是时代的断面。至宋代，与青瓷相比，白瓷以不同的美感，获得了多种维度的认可。  北宋定窑银釦刻花莲纹洗 宋代白瓷自然以定窑白瓷为最重要的代表。定瓷“有芒不堪用”，“芒”一般认为指定瓷的“芒口”，也就是口部无釉。瓷器口部是与人口唇接触的重要部位，口部无釉当然会影响人们娇嫩唇舌的触觉感受。这似是定瓷的重大缺陷。那么问题来了，青瓷的生产者们都在绞尽脑汁地满釉烧造，定窑窑工何以能容忍如此显而易见的缺陷？ 实际上，“芒口”出现来自于定窑生产的重大技术革新——覆烧。原本烧制瓷器时，如果通体施釉，釉在窑中烧制冷却后，便会与下方接触的物体粘连。正因如此，直到今天，瓷器上一定有一些地方是露胎无釉的。即便如汝瓷这般近乎满釉的瓷器，也会有“芝麻钉”大小的露胎之处，这些痕迹就是在用支钉支撑瓷器烧造时留下的。汝瓷追求满釉的一个后果就是占用更多原料和窑炉空间。定瓷的覆烧则更着眼于烧造效率，将瓷器倒扣于支圈之上，瓷器之间互不接触，同一个匣钵之中可以烧造数十件瓷器，这样一来，瓷器露胎之处并不明显，且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正因如此，有宋一代，定窑产量极大，流行于北宋贵族平民之间，还极受崇尚白色的辽人欢迎。 定窑瓷土资源极佳，瓷器洁白薄俏，在平民市场中，芒口瑕不掩瑜。而为了适应高端市场，定窑窑工想出了金属镶边的解决办法。展览中的几件定瓷碗盘，皆为银釦器，即口部包银。这种方法借鉴于漆器。对于定瓷来说，口部包金包银包铜，既掩盖了芒口的缺陷，又增加了瓷器的色彩对比，还能以贵金属衬托瓷器本身的价值，何乐而不为？实际上，覆烧配以金银釦，便是定窑白瓷的满釉方法。与汝窑、官窑等密切联系官府的窑场不同，定瓷虽也长期用于贡御，但本质上仍属民窑，因此更注重控制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在市场思维主导的经营理念下，定窑追求完美的方法自然与汝窑、官窑等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定瓷的刻花印花装饰，堪称一绝。如前所述，青瓷之美以釉色取胜，如玉如天，似再难超越。定窑瓷器在历代白瓷中虽已堪称极致，但时人于色彩的品评差别，毕竟难以强求。或许定窑窑工不肯认命，另辟蹊径，轻刻浅划，让定瓷在若隐若现之间透露出另一层幻境，朦胧含蓄，轻薄简淡，清雅气质竟又与青瓷殊途同归，而宋瓷之美由此又获得了新的维度与面向。 黑  南宋建窑油滴盏 白与黑是色彩的两极。北方定窑白瓷征服人心无数，南方也有黑瓷名品与之遥相呼应。日本特别推崇黑釉瓷器，展览中的一件油滴建盏被奉为国宝。原本黑瓷不过是众多白瓷窑址的生产之余的“添头”，福建建阳地区的窑址却于黑瓷制造之中，寻出不同的风景，更得到徽宗皇帝的推崇，遂成点茶必备佳品。宋代点茶类似于今日日本抹茶调法。需以沸水冲点茶叶末，再以茶筅搅拌气泡，茶盏与茶汤、茶沫色彩辉映的效果，便是点茶斗茶的讲究之处。白沫绿汤黑盏，再配以油滴点点，宛若星空浮云，碧水相映。情境虽由人造，却状若自然天成，天人合一之美，当然配得上皇帝的文艺情怀。自然趣味的取向何止见于建盏？展中的吉州窑木叶纹黑釉盏，更用自然树叶制备瓷器，饮茶之时，宛如有黄叶飘落盏中，备受文艺青年喜爱的秋风萧索忧郁之气，由此扑面而来。  南宋吉州窑木叶纹碗 宋瓷之美，美在何处？雨后天青，星点漫天，花鸟落叶，亦真亦幻。宋人是如此迷恋自然的色彩，纵然生活于市井喧嚣之中，仍不免在宫廷楼阁或陋室孤舟之中，怀想天地。而造化之美，或唯有以人心为熔炉，将天地之色而化为工巧，方能化腐朽为神奇。瓷器或许正是一个孔道，让我们看清那个时代的人心与色彩。 原标题：宋磁の美遥想宋代美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