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廷光女士的德行看唐君毅性情教育的实现
从谢廷光女士的德行看唐君毅性情教育的实现
汪丽华
摘 要：唐君毅夫人谢廷光，作为现代社会已中国传统的“德才兼备”的女性，其对唐君毅的爱情以及对唐君毅生命人格、思想事业的成就，她在古琴、书法、国画等方面的修养及待人接物上的涵养，被世人称颂，而这一切都与唐君毅作为仁者型哲学家所坚守和所实践的性情教育密不可分。
关键词：谢廷光 唐君毅 性情教育
“内刚外柔辅助唐师心细志坚显怀抱，涵质泳文修治孔道琴雅书致见性情”。[②]这是唐君毅先生的笛子、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写给唐君毅先生夫人谢廷光女士的挽联。这幅挽联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谢廷光女士的人生性情和德行业绩。
谢廷光，字方回，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夫人，1916年12月11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出生于四川眉山，2000年8月24日去世于香港。
谢廷光之遗稿及纪念谢廷光女士的文章，由唐先生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汇编为《懿范千秋》，并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出版。谢廷光女士之“懿范千秋”，我们可从唐君毅先生的学生、著名学者李杜的“主祭悼词”的几句话得到初步答案：“师母可说是传统中国所称颂的才德兼备的人。其才，表现于其协助唐先生著作和其自己著作，以及以书法、琴艺的教学上；其德，表现于其内在的修养，宁静澹泊，家庭中的生活，既为贤妻，亦为慈母，社会上的待人接物，温文有礼，关心着意。故师母的一生可说无憾，而可垂范于后世矣。”[③]
自古中国女性多信仰“女子无才便是德”，德才兼备、德业双修之女性，是极其稀少的。谢廷光，一位现代普通中国女性，如何可被誉为又何以成为“才德兼备”“懿范千秋”之女性的？这其中，作为哲学家的唐君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本文将尝试对此做一分析探讨。
一、琴雅书致：谢廷光的人文涵养及成己成人之儒者教化之德
就成己的个人文化艺术修养而言，谢廷光善抚古琴，善作国画，善于书法，对唐君毅的思想以及传统儒家文化之精髓也善于体认；就成人的儒者教化之德而言，谢廷光先后在家里以及新亚研究所教学生古琴、书画，循循然善诱，深得学生尊敬和喜爱，又，待人宽厚温和，善于体谅他人，一幅真儒者情怀。
新亚书院的办学理念本就是“为人与为学并重”。新亚设有艺术系，在唐君毅先生的鼓励下，谢廷光女士在悉心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之余，在新亚书院就近拜老师学习书法、绘画及古琴。
谢廷光的古琴是随新亚书院艺术系的泛川派琴家蔡德允女士学的。就其学艺而言，我们从她的老师的一片小文中略有所见：“自一九六四年秋，新亚国乐会复兴以来，弹古琴者皆能不厌精祥，潜心学习。尤以唐君毅夫人及潘重规教授等为最。余粗解操缦，愧乏心得，乃蒙唐夫人、潘教授等不耻下问，共同切磋，常深自惕励，唯恐不逮。夫弹琴者首重性情，人有好性情，方可弹到琴之真性情，肃仪容、澄心志，久而习之，自能得心应手。传神于抑扬顿挫，道湮郁而写幽思，平心静性，善莫大焉。余知潘、唐两君性情纯和，修养深至，必能有得于琴者，非以靡丽和俗者可比也，是以年来颇得以友二君为乐。此次国乐演奏会，古琴亦被邀参加，乃商诸二君及冯生礼和齐弹《普安咒》，请王纯先生以其胡琴合奏，以增声色，并愿此次合作，犹属初试，造次之际，实未能臻于至善，深望知音者有以谅之，而不吝垂教焉。”[④]
由于谢廷光“性情纯和，修养至深”，加之学习勤奋，所以在学琴上快有所得有所进，并在琴社辅导其它学生。黄树志是经谢廷光辅导而在古琴演奏学有成就的学生，他在谢廷光逝世一周年时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回忆谢廷光教他学琴的事，文章标题为“亦师亦母”，足见对谢女士的敬爱。
黄树志是在没有其他老师的情况下，经学友引荐而跟谢廷光学琴的。廷光女士自己学琴，本是一种修身的兴趣，从来没有想要教人。知道有学生要学琴，又没有人可以教，所以她特地到她的老师蔡德允家里告诉情况，征询老师意见是否可以教人弹琴。得老师肯定后，她还特地订做了一张适合对弹的琴桌，以作教学用。而且，她明确地告诉学生，她还不能教人弹琴，学生算是跟蔡老师学，她是帮蔡老师指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谢廷光时常带黄到蔡老师家复习，蔡老师每提起“你的学生”时，谢廷光就说：“他不是我的学生，我们是同学。”蔡老师问：“他不是你的学生，他的琴是谁教的？”谢女士答曰：“我没有教他，我只是帮忙指导而已。” [⑤] 其谦卑的教琴之心和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可谓至极矣。
谢女士的琴与其人的风格均富一种归真反朴，雅韵天然之味。她的学生叶明媚回忆到：“那时全香港会弹琴的人不多，能教的也就更是寥若星辰了。师母的古琴是跟泛川派琴家蔡德允女士学的，当时她与蔡老师也就是全港唯一两位教授琴的女琴人。六零年代开始蔡老师在其住所愔室传薪，而师母则在唐君毅老师的鼓励下于一九七五年在研究所成立了琴社，得胡菊人与张世彬两位先生为首任导师，蔡老师与唐师母从旁指导。唐师母在琴社除了教琴外还兼授书法，所开的两科均深受学生的欣赏与喜爱。在书法方面，师母最擅长隶书，其风格浑朴厚重，富金石味。师母的古琴风格也是倾向朴实简约一路，听来无丝毫俗气，使人有世外之想。”[⑥]
关于谢廷光女士的书画，她的学生谭志基有很好的回忆和说明[⑦]。廷光女士早年从曾克端教授习书法。曾教授的书体秀逸，受日本人所赞誉。但谢女士的书法与曾先生的风格迥异，她的笔法朴拙温润，阅后令人心境平和。她的隶书学自《张迁碑》。该碑在朴厚中有雄秀之气，运笔意态高古。其隶书在结体用笔除得力于《张迁碑》外，还带有《鲜于璜碑》的意趣。她平日书写或应酬，多以这种朴实的隶书为之。她的行草取法于赵孟頫，大篆则临摹《大盂鼎》，真楷学自欧阳询，集多家之所长，自树一格。她的书法作品与唐君毅先生的墨宝辑成《毅光集》，流传于世。
谢廷光女士的书法自成一格，无论篆、隶、真、草都有所成。她的隶书古拙中带着天真，真书纯朴中蕴含着秀气，令人看了趣味盎然，充分表现出她的个性。她的画，无论山水、松竹、罗汉、鱼虫都各有师承。她跟萧立声先生画罗汉，从丁衍佣先生画八大风格的兰竹虫鱼等。
谢廷光的书艺融于爱情，并凝聚于唐先生的精神世界里。唐君毅是谢廷光生命的中流砥柱。所以唐先生辞世时，她的精神顿失依据。可是她仍然积极地生活，招集一些唐先生的学生，编辑《唐君毅全集》。她用毛笔为《全集》的书面题字。自此，谢廷光的书法与唐君毅的哲学结合，朝夕一起。喜爱唐君毅的哲学的人，便可拥有唐君毅夫人的书法。这也正是唐君毅对书画艺术之观点的具体表现。一九八八年，香港法住学会主办了第一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以纪念唐先生逝世十周年。法住学会将唐先生的一些毛笔手稿、题字墨迹和谢廷光的字稿画稿合印了一册《毅光集》，分送与会学者作为纪念，另外还组织了一场由新亚琴社负责演出的琴会以享与会学者。琴会上谢廷光女士更是亲自上台和黄树志齐奏一曲《平沙落雁》。
谢廷光在书法、绘画、古琴方面的成就斐然。从她的作品可知，这些都不是随便学学，一年半载之功可达到的，由此也可知于性情陶冶上学习之认真，用功之深。她开始学琴已在四十岁以外，但是蔡老师要求学习的曲目她基本都弹了，《潇湘水云》般大曲指法之复杂，也不是三两年功夫可以掌握的。谢廷光自己也承认曾经下过功夫的：“为了不辜负先夫的爱护，和教我学书、画、琴的老师，我还是用过心，下过功夫，亦留下一些字稿和画稿。”[⑧]
二、心细志坚：谢廷光与唐君毅的爱情及对唐君毅事业的体认
著名哲学家蔡仁厚先生在他写的纪念谢廷光女士的文章中写到：“唐夫人是唐先生的真实知己。她对唐先生的学问性情，欣钦感佩；对唐先生的生活照顾，更一贯地体贴入微；而唐先生的全集，也是在唐夫人的关切指点之下，由门弟子分工合作而编印出版……唐夫人才性明慧而不以才显，学养深雅而不以学鸣。她以全幅生命融入唐先生的德慧天地中，从容涵泳，如如润化。我们或者会致憾于上苍少给唐先生二十年禄命，使得两老的世缘未臻圆满，但气命世界原本就有无可奈何的限制，只要典型永在，仪范千秋，便可将缺憾还诸天地，而当下与时推移，顺理安命。更何况唐夫人留下遗作二万余言，虽吉光片羽，亦自玉润珠圆，而流芳人间。”[⑨]
谢廷光女士与唐君毅先生之爱情生活以及她对唐君毅先生文化事业的体认，是受世人倾羡和赞誉的。这其中，有三个层面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他们二人的爱情经过及对爱情婚姻的认识；结婚后谢廷光女士对唐君毅先生日常生活的全身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唐君毅先生去世后谢廷光女士组织编辑《唐君毅全集》等对唐先生文化事业的继承与延续。
谢廷光的哥哥谢绍安是唐君毅大学同学，通过兄长的介绍，唐先生与廷光女士于1938年认识。当时，唐先生在成都任教，廷光女士刚从四川省立女子中学毕业，入读西北联大附属师范大学。在熟悉后，经双方家长默许未来婚事，二人即开始以书函通讯。“先生在与谢女士之第一封信中，自言十年来独自一人在外飘荡，常有一种悲凉之感，并养成一种孤介性格。但自知悲凉情绪并不健全，孤介性格亦不如和平温润好，故近数年已渐加改正，对人鄙弃之念少，悲悯之意多。尤其自去年返川后，由于家庭之慰藉，生活渐觉和愉。又谓：哲学天才之本质，在能常自反省，对事物永远保有原始人与小孩子之好奇心与新鲜感。又自命已届而立之年，哲学思想之规模已立，人生观亦大体已定，若天假以年，自信必可有特殊之成就，与古人媲美。其跌宕自喜，有如此者。”[⑩]
1939年，唐君毅母亲及妹妹迁返宜宾，他本人则转往重庆教育部作特约编辑，代陈立夫改写一哲学书，以陈立夫之名义出版，月薪为三百元。唐先生与廷光女士两地睽隔，见面机会甚少，在1943年结婚以前的5年多时间，两人基本是靠书信来往以寄托相思、相识，期间，也经历了情感上的波折与考验。“谢女士对先生之第一个印象，即觉得先生为人太严肃，开口就谈人生意义，说人生要吃苦，要尽责等。当时谢女士刚上大学，仍很喜欢玩，未有一定抱负，对一些有性格、思想比较有深度的人，根本不能了解，因此与先生相处，心头就感到紧张。这大概是产生波折的原因。” [11]
一九四三年，漫漫五年的爱情长跑终于走完，唐先生与谢女士结婚了。唐先生一向有在文化教育上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素念。当廷光女士决心与唐先生结成夫妇时，便加倍努力，准备助唐先生实现这一理想。她愿意追随唐先生到任何地方。甚至愿随唐先生隐遁深山，愿以眼泪、热血、生命来培植唐先生，使他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理想能够实现。
关于二人婚后的生活，谢女士在《致廷光书》上篇之末附有很细致、缠绵的结语，以概括的追忆作为证词：“我们…婚后共同生活，初初亦有不习惯之处，但你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我感到你的爱有许多方面，除了男女之爱而外，我好象在你那里得到了一种类似保育的爱，因为你念我是一无母的孤女，你处处体贴我，照顾我，…总之，我整个的生命都给你的爱包裹着了。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九四九年，我们先后到了香港，…那是一个大动乱，亘古未有，…在患难中我们相依为命，爱护对方，体谅对方，互相容让。无不以对方之心为心。你常说使我受苦，你心不安，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爱我的你，我是很满足了。”廷光女士又追忆说：先生虽然离去了二十多年，她每天在灵前上香，经常感到先生的精神如在左右，有时在梦中见到他，教她读书之道，还对她说，“阴阳本是一体，是相通的，不过我在阴面你在阳面。”[12]
唐先生晚年多病痛，在一九七六至七七年间，廷光女士陪侍先生跋涉港、台治病，与癌魔搏斗，到了病情末期，知道无法可挽。他俩万分珍惜这段坚贞无瑕的典范婚姻，也都相信人的精神与心灵活动可以超越于现世的物质身体，永存于宇宙的大灵魂之中。因此，他俩在相互慰藉，悲痛难舍之余，誓言来世依然结为夫妇！
唐君毅与谢廷光的爱情婚姻，堪称世之典范也。一部《致廷光书》足可为证！
唐君毅一生以宏扬中国文化为职志，公而忘私。谢廷光天自觉自愿担当起唐君毅之日常生活护理。据唐端正先生《年谱》所记，唐先生每天所需的笔、纸、零钱、香烟、手帕等，都由廷光女士准备妥当，以至早上刷牙时也代唐先生把牙膏给弄在牙刷上，使唐先生在生活细节上完全不用操心。廷光女士会驾驶，有相当一段时间，便每天从窝打老道住所接送唐先生往返新亚书院。唐先生讲课投入，一踏上讲台便非讲上三个小时不可，以至汗流夹背，廷光女士每次都要带备汗衫，让他下课后更换。友人寄给唐先生的信，廷光女士都保存下来，并据日期编排好。同时，唐先生写给友人的信，廷光女士又总要亲手抄录一份下来备存。由此，唐先生与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胡兰成、陈荣捷、吴俊升、梅贻宝等诸先生之间的信函都得以保存下来，这对了解唐先生，了解新亚的文教事业实为大功劳。从这一点也可见出廷光女士是如何在背后支持唐先生的理想的。
唐先生于七八年二月二日辞世，廷光女士精神上顿失依傍，思夫情切，不能自已。之后，她勉抑悲怀，振发情志，决心要以余年岁月完成她那情分深醇胜过兄长的良人未竟之志业，全身心投入编辑出版唐君毅著作中。
一方面，基于他们彼此的爱情理想及其实践，廷光女士编整所存的唐君毅写给她的全部书函，以《致廷光书》公之于世。这些信是他们整个恋爱的过程，双方从认识、误解、体谅、了解到结合，完全毫无保留的内心剖白，从中可以看到唐先生年轻时的抱负、人格，以及廷光女士奉献帮助唐先生实现她的理想的过程。唐先生认为他们是道义的情侣，他们要在未来世中共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他们的爱是帮助对方完成人格的爱。廷光女士希望以此方式达成先生在晚年写自传的遗愿，更希望他们二人的爱情经历可以为青年做参考。这也是唐君毅人文教育和性情教育思想的真正体现。
另一方面，她又商定几名在港台和留美的后辈及弟子，分别担承校阅唐君毅的全部已出版的著述，并设法补录从未发表过的演讲和读书随感。她自己则编整且誊钞唐先生自大陆携带来港的日记册，更添补他在香港及台湾生活二十八载每天写下的全部日记，进而整理先生写给家人、近世学者、朋友及学生后辈的信函存本，林林总总，卷帙浩繁，最后汇成三十卷，公诸世间，定名《唐君毅全集》。自发起工作至全书成功问世，前后几及十年。正是有了谢廷光的大力推动和统筹，《唐君毅全集》才得以以完整、完备的面目面世。
同时，谢廷光除了一意以继承夫君的志业稍纾情天莫补的悲怀外，还接受新亚研究所聘请，为研究所研究生教授书法，传授琴艺，作育许多后辈。闲时又为学生举办欣赏会，组织书社和琴社，发扬艺术生活，担任学生的艺术顾问，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逐渐交卸职务，在家息影。
唐君毅的学生、香港法住学会会长霍韬晦先生这样评价谢廷光女士：“她很有才情，又很有深情、更有厚重的性情。师母的才情首先见诸于她的文字、书画和琴艺，这些都是大家所称道的。但师母并不以此示人。我记得有一次我想给她开办一次书画展览，她毫不迟疑拒绝；她说她只是自娱。师母真正重视的，是与唐先生的感情。”又说：“唐师母很有才气，很有深情，但除此之外，我感受到唐师母的生命中还有很深厚的性情。正如《易经》‘坤卦’所言：‘君子厚德载物’，唐师母的性情正是如此之‘厚’，所以她能够才高而不露、情深而不激，显示女性的内在之美、内在之光辉，她毋须在世间中突显自己，亦毋须有何骄人的创造；她只是助人创造，所以说‘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一切英雄豪杰、君子贤人，都是赖有成全力的坤德，方有成就。唐师母的一生，我想是真实地展示了《易经》坤德的精神。……我相信唐先生与师母的感情与婚姻，已为人间留下光辉的典范。” [13]情之真，言之真，莫过如是了。
三、性情教育：唐君毅在谢廷光德行形成中的作用及意义
谢廷光的才情、爱情、性情，已如前面所述，正是她的才情、爱情、性情，既成就了自己人格之光辉，也成就了唐先生的伟大人格和学问。可是，我们这里更要关注的是，廷光女士的这种才情、爱情、性情是何以获得的？在廷光女士的人格成长和实现过程中，唐先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否具有可普适性的价值？
我们知道，在唐先生和廷光女士恋爱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感情波折的，这种波折曾导致他们彼此几决定以友情相待了。正是唐先生近乎“苦口婆心”的以全副生命性情不断给廷光女士写信谈人生、谈爱情、谈性情，才挽救了这份爱情，用唐先生自己的话说，才创造了这份不朽的感情。在结婚后，也恰恰是唐先生坚信自己的爱情理性和人文理想，鼓励廷光女士学习古琴、书画，才使得廷光女士性情中的那涓涓细流而成光辉之人格实现。可以说，在廷光女士的人格成长、性情培养、德行实现的全过程中，正贯穿了唐君毅先生的“性情教育”的理念和实践。
唐君毅是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作为一道德理想主义者，唐君毅将他的全副生命透显于他的人生理想上，这其中包括他的爱情理想。这理想就是恒定地为实现宇宙大生命大精神大人格而努力。由此，这样一个主张人生性情的真实敞现的理想主义者必然使自己的人生成为性情人生。对于唐君毅来说，人生性情是他立命之根，是他生命的出发点；而性情人生则是他生命之本，是其人生性情在生命过程中的现实呈露。”[14]
唐君毅不仅自己实现着这种性情人生，同时也希望并要求与他一起生活的人也必须实现这种性情人生。这就要求那作为“对手方”的人必须在精神上有相当深度。他在给廷光女士的信中说：“你知道这一种崇高的爱情整个说来是我一理想。这一理想之大体是我多年前便怀抱的，犹如我之全部的人生理想。但是我自己并非要想亲自去实现他。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还须一对手方。这对手方必须有与我同样相同的精神之深度的人，而且自觉的了解此理想的。然而这样的异性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所以我从未追求女子，因为莫有值得我追求的女子。”[15]他甚至哀叹：“我在何处去找一了解我之人。。。。。。我知道我是不易被人了解的，我实实在在同你说，我常常惊讶我自己如何是如此一个人。实际有许多朋友自命为了解我，但他们无人真能了解我。不是说学问，学问不被人了解无关系。是我自己的情调及对于人生的体验与我内心的许多的意味无人了解。他们不一定是不够了解我，因为他们不一定真求对我有绝对的了解。因为朋友的关系始终是多端的关系。只有男女关系才是两端的关系。然而女子中是无能了解我者。所以我知道我是永远不会被人了解。”[16]
在认识谢廷光女士后，唐君毅本人是希望能与廷光女士共同去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包括爱情理想的，因为在他看来，廷光女士“有精神深度”，只是“未开发陶冶到更深”。可是，他们之间原来并无所谓爱情，至少不是唐君毅理想的那种爱情，因为他感觉到他们彼此并无迫切的求精神与人格之合一的要求。于是，唐先生就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来创造这种爱情。他不断地在给廷光女士的情书中阐述自己对生命、精神、爱情、婚姻等的看法，希望以此去影响对方，引导对方进入他所期望的崇高爱情的轨道。这位道德理想主义者和爱情理想主义者希望将自己对于爱情的理想和思考通过书信“以自然的方式贯输于”对方，希望对方成为值得他爱的人，希望对方的心打开而尽可能与他的心相通。这样，他所坚守的理想毕竟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现实对象而不至于陷入绝对的虚无之中。
为了让那个潜在的“对手方”成为真正值得他爱的人，他甚至不惜直接指出对方的弱点，直接表达对对方的失望，直接言说出自己的根本失望是对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的失望。他写道：“我希望你能放开你的心不要忧郁，能更表现你的情绪，能尽量使你的心与我的心相通。然而你却不能符我的希望，所以我说你根本缺乏体贴温存的情绪。因为你生性颇忧郁，你的心不曾真正的打开，你不仅对我如此，对任何人都如此。因为你太沉默，这不是与人接触之道，也不是扩大你的精神自我完成人格之道。我望你不要如此，但是你使我失望。这不是使我失望，是使我不能实现此理想，使我失望于此理想之实现。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失爱，并不算什么，因为他自觉曾有了爱。但是我却不是，因为我是希望你成为值得我爱。如何算值得，真了解此理想便算值得。希望在我们之间有我所理想之爱情关系之实现，我费了力量，我一无所得。我不曾丧失你，我是丧失了我之理想，这是我根本的幻灭，绝对的失望”[17]。
可是，即使在这“绝对的失望”之下，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唐君毅也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甚至抱着真正儒者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刚毅精神和“成己成人”的基本信念，将他的理想“灌注”于他期望中的“对手方”。他写道：“你不能真认识我人格之可爱处，认识我崇高之理想而与我共同实现之，我又何所系恋于你。因为我要想爱你惟一之条件，即是你能上升解放你之精神与我接近。我觉这只是一念之翻转，但是你不能将奈何？只是我爱我过去之努力的历史，所以我不能忘情。你或不能体会到个忘情之故，我就痛快的告诉你我之人生理想与爱情理想。望你自己与他人去实现，理想是客观的，何必要我同你实现，一个真爱理想的，最后他总是忘掉他自己的”[18]。一个抱着这种“成人”之向往的理想主义者，便不断地以长篇幅、真心情、全生命地写他的“致廷光书”。
唐君毅是一个人生非常自觉的人，30岁左右就已经形成了全套的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唐先生的爱情观，认为人与人的相爱，根本上全是爱对方的道德品质，是在精神上互相促进对方人格的实现。经过唐君毅的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性情启迪，谢廷光心灵生命深处那涓涓细流着的善良纯和的秉性慢慢成长为山河大川了，她变成了真正值得他爱的人。最后唐君毅近乎总结地说：“ 我想来想去，我想世间最可贵的东西只是道德与性情。最可爱的人应当是有道德性情的人。婚姻的条件也应以此为主，因为其余一切条件比起来便都无足重轻，我的哲学告诉我应当如此去择配偶，我的感触也是如此告诉我，我觉得在这一点无他人能及你，纵能及你，也无与我之历史关系，所以从道理上来讲，你成了我唯一的对象。” [19]
唐君毅的爱情及爱情的表达方式，都是典型理想主义的，也是典型性情化的。正是由于唐君毅的这一强烈的理想信念以及将之付诸人生实践的不懈努力，使他获得了最为完美的爱情。因为他的“对手方”在他的不断精神提拎下，精神更加深刻透彻，达到了与他之间的真正精神相通。由于唐先生的理想太高，总希望廷光女士发心使自己成一玉洁冰清的人格，不要让一粒尘埃来污染自己，这一督促、责望和勉励，使廷光女士终生刚健不息，日新其德。在唐先生逝世后，我们感受得最为真切。
可以说，正是唐君毅先生自觉的爱情理想以及自觉的对爱情理想的贯彻，以及自觉地对他希望与他一起实现他之爱情理想和人生理想的廷光女士进行全方位的、一以贯之的自觉的性情教育，才使得他既创造了廷光女士的新人格，也创造了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唐君毅树立理想之高、坚守理想之定、实现理想之切、灌注理想之细、表达理想之诚，都是创造谢廷光和他自己精神人格的根本保证。一部《致廷光书》，大多是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又让人灵魂获得升华的爱情哲学、人生哲学经典。正如谢廷光女士自己所说的：“我对你的爱中添增了无限的敬意，觉得你实在值得我配合，我佩服你有崇高的理想，佩服你有无私的感情，和你对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我当下生起了一种强烈的责任心，我觉得我对你的责任很大，我要好好培养自己，希望多少有点能力，能够帮助你，与你共同实现你一部分的理想。”[20]
中国传统上女性在史册上的记载比例上都不及男性，很多影响历史至大的女性在史册上也没有独立篇章的记载，都是在历史伟人史传中提起及而已，这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女性的德性，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去配合男性完成伟大的事业，并不计较自己的名与利。如此看来，谢廷光女士可说是一个传统中国女性的典范。但她又并不止如传统女性般牺牲个人去成全唐先生的学问。她和唐与先生的爱是帮助对方完成人格的爱，她是与唐先生在精神上交往中直接影响和提升唐先生的思想和学问，在唐先生去世后又能以自己所学去教导影响自己的学生，这又比传统女性的德性更高一层次。这，正是唐先生的人生哲学及爱情哲学所期待的，也是他的性情教育实践所实现的。
[②] 刘国强编：《懿范千秋》第26页，刘国强 陈宝珊挽谢廷光联。新亚书院2002年。
[③] 刘国强编：《懿范千秋——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史遗稿暨纪念集》第5页，新亚书院，2002年。
[④] 蔡德允：《新亚古琴组参加演奏小言》，《新亚生活》
[⑤] 参阅黄树志：《亦师亦母》，《懿范千秋》第172—187页。新亚书院2002年。
[⑥] 叶明媚：“有花有月有楼台—思念唐师母”，《懿范千秋》第193页，新亚书院，2001年。
[⑦] 参阅谭志基：“谢方回老师的书法世界”，《懿范千秋》第207—209页，新亚书院，2001年。
[⑧] 《毅光集》卷前语，香港法住学会，1988年。
[⑨] 蔡仁厚：“哲人合德 四言颂歌”。《懿范千秋》第207—209页，新亚书院，2001年。
[⑩] 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谱》，《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9卷，第36页。
[11] 唐端正：《唐君毅先生年谱》，《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9卷，第42页。
[12] 唐君毅：《致廷光书》，《唐君毅全集》卷25，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
[13] 霍韬晦：“才情、深情、厚情”，原刊《法灯》220期，2000年10月15日，法住学会出版。见《懿范千秋》第6页，新亚书院，2001年。
[14] 何仁富：从唐君毅的一封情书看唐先生的性情人生观。见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主办的“唐学网”ReadNews.asp?NewsID=863
[15] 《致廷光书》第6信，第90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6] 《致廷光书》第6信，第91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7] 《致廷光书》第6信，第91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8] 《致廷光书》第6信，第92页。《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5卷
[19] 唐君毅：《致廷光书》，《唐君毅全集》第25卷，第11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
[20] 唐君毅：《致廷光书》后序，见《唐君毅全集》第25卷，学生书局，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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