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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 赵蔚文先生逝世，匆匆忽过一月。新亚双周刊定在下月五号追思会之日，出一专号，要我写一文。我想关于赵先生之生平及其与新亚学校行政相关的事，钱先生与吴先生及他人自当另有文叙述。我今只就我个人自与赵先生相识以来，印象最深之二三小事一说，藉以见赵先生为人之一斑，兼表个人敬悼之忱。 记得十五年前，我与钱宾四先生，初是应王淑陶先生之约，同到广州华侨大学作短期讲学，遂于该大学中与赵先生相见。赵先生当时任该校秘书长。我们曾同住一小楼约二月之久。此二月中赵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日他同我说，校中有几位同事，因责怪学校当局未能按时发薪暗中准备闹事。他说这些先生教书纯是为权利，不是为教育。如为教育，只要不饿死，对学校当局未能按时发薪，便亦当原谅几分。实际上照一般之道理说，学校当局不按时发薪，教员亦有权加以责难。但是赵先生之这一段话，却是从更高的教育家之标准上说。依此更高之标准，则真正的教育家确是只要不饿死，便乃当安心教书。这一番意思，可能亦即是新亚书院最初几年的诸位同事之共同的精神。若无此一共同精神，新亚书院亦不会存在。 我们在广州住两个月后，便同来香港。记得当时是赵先生夫妇、钱先生，及我与舍妹五人，一同坐夜班船到此地。初到时便在赵先生家住了数日，后来我们才迁到沙田。当时是钱先生已先与张晓峰、谢幼伟诸先生办一亚洲文商专科夜校。钱先生任校长，后来张谢二先生他去，遂约我与张丕介先生在此夜校各任一班课。再半年因有王岳峰先生之赞助，钱先生乃约我及张丕介、吴士选、杨汝梅、程兆熊、罗梦册、余天民诸先生等共在新亚书院任教。 继乃注册为不营利学校，并公推赵先生为董事长。此后新亚之学校行政上种种经过，上已说明，不在本文所拟述及之列。但在此中间，我个人与赵先生之间，曾有一不愉快的小事，很少人知道。大约是在九年前，新亚书院还在桂圆街。当时雅礼协会已开始与新亚合作，雅礼代表郎家恒先生已来港。大家为了多少提高学生英语程度，遂于一般英语课程外，特请赵先生担任英文修辞学二小时，又请郎先生担任英文作文上课二小时另有习作。我因任教务处的事，径规定了赵先生的课作二学分计，郎先生课作三学分计。此乃因郎先生亟欲提高新亚之英文程度，并自愿与学生多改习作之故，我才把学分加多一点，以鼓励学生选习。但此事后来赵先生知道，以为我不重视他上的课，只重视郎先生的课。遂写信与另一位同事，把我大骂一顿。本来赵先生比我年长近二十年，骂我亦可以。但赵先生在该信中，却说我之将郎先生之课加多一学分，是为的献媚外国人。此语却使我如此生气。因无论如何，此恶语不能加在我的身上。我于此一念皆无，凭空受此冤枉，真是奇耻大辱。而他的信又并非直写给我，而是写给另一同事，又好似故意使之闻之一般，使我不能分辨。这不容我不生气。本来我为人虽简慢无礼，但每逢新年对几位年长过我十五岁以上的先生，如伍宪子、何鲁子及赵先生，我年年都去拜年的，他们很少回拜，而我则从未却过。那年我对赵先生生了气，新年后却一直不愿去他家。但最后还是我的天理战胜了我的意气。我想赵先生对我的了解虽错，但是他之骂献媚外国人的人，并没有错。当今之世，能骂献媚外国人的人，乃是值得敬佩的。我想他骂的并不是我，我亦不当生气。所以我那年还是去与他拜了年，后来他亦了解了我了。大约在二年，我亦终于把此事与他再提起，我之冤曲亦算伸了。此事使我由赵先生对我之误解我之“过”，而认识赵先生之“仁”。………… ………… ………… （节选） 赵先生之法律学，我全不了解。我亦从未将我之写作送给赵先生看。在学问上，我同赵先生全无交涉。在新亚书院的教育事业上，钱先生、吴先生、张丕介先生等与赵先生商量的地方亦比我为多，我不过只是接触到赵先生这一个“人”的几件小事。但此几件小事，却对我分外的亲切。赵先生泉下有灵，未知能许我对他之一二分了解否？敬以此悼念赵先生，并报新亚双周刊编者之盛意。 十一月廿一日晨五时 ——摘自《新亚生活双周刊》民国五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追悼赵董事长特刊 第七卷第十一期 页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