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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 诸位问我对于香港大学教育，小至于中文大学，更小至于新亚书院的教育的意见，我是 可以坦白的回答的。但我现暂不拟以为中文大学与新亚书院的教师资格答复，亦不拟以一知识分子之资格答复。今之拟以香港二十年之居民之资格，略说我对香港之大学教育之一些普泛的意见。希望大家先能自一客观的更广大的社会观点去看问题。 照我的意见，香港之教育问题，原是极端复杂的。香港之大学教育问题比香港之教育问题，又小得多。但无论香港之大学教育或其他教育问题，都需要香港之居民之关心教育，并有教育学之知识者，作专门之讨论与研究。不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谈教育，亦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办教育。我自己亦不能够说资格，不过就香港大学教育之发展来说，中文大学之成立，即不常识，亦可说是空前的一件大事。在中文大学未成立之五六十年中，香港只有一香港大学。此一大学之主要任务，是培植香港社会之领导人才，作为香港政府与中国人之广大社会的媒介或桥梁。香港大学成立于二十世纪初，主要是承继英国十九世纪大学教育的传统，则亦是培植社会政治上之上层的领导人才的。大学的精神在本质上是带贵族性的。文化知识上贵族，亦非必不该有。而香港大学的原始精神亦原是多少带贵族性的，虽然后来有一些改变。香港大学以往所培植的人才，多居于香港社会之领导地位，在以往亦尽了作为政府与广大的华人社会之媒介地位的若干责任。但中文大学之成立，却证明香港之只有一香港大学之不足。香港大学是英国之传统大学教育的移植，而中文大学则是由于二十年来中国大陆二百万以上之人民来港，与原在香港的人，所合以形成的广大的华人社会所要求，而产生的。中文大学未成立之先，已有新亚、崇基、联合之诸学院。这些学院，都先是中国之教育工作者，自动自发，主要由香港之华人社会之支持，然后办起来的。这些学校办起来之后，香港政府竟能要它们合组为一中文大学，而承认法定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明智之举，亦是香港之传统的大学教育政策———或英国之殖民地教育政策———之破天荒的改革和进步，在此意义之下，中文大学便是香港之教育史上空前的大学。对于一空前的东西，我想任何香港居民，都应当加以爱护。你们既然是中文大学的一分子，亦更当首先爱护此一大学。而新亚疏远在中文大学之三基础学院中，更开始全是由大陆来港的师生，赤手空拳，全赖师生只合作，与社会舆论的支持，而办起来的；尤其能象征中国大陆之教育与中国文化精神在香港的延续，你们是新亚书院之一分子，尤当首先爱护新亚书院。此不仅是为了新亚书院、中文大学，亦为了爱护此以新亚、崇基、联合三学院为基础，而有中文大学之成立，所开启的香港教育史上的新页；同时亦为了不辜负一切支持此三成员学院，与其中文大学之成立的一切居于香港的人们之美意。此上所说，是一根本的前提。 如果大家已有了爱护新亚书院、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史的新页的意思，则任何香港之居民，都可以而且应当期望中文大学的进步。不好不完善的地方，当然可以建议、批评、求改革，但是应当是积极性的。同时大家亦应当从中文大学对香港整个的教育与香港之广大的华人社会着眼，去看若干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先形成若干正确的理想观念，更加以宣扬，使大家都有此正确的理想观念，然后一切在现实制度上的改进，方自然轻而易举。 照我个人的意见来看，此一香港教育史上之新页———或中文大学之成立———所遭遇之一根本问题，是由[中文大学之成立]先天所带来的。即此一大学既然是由香港华人社会的需要，与政府之承认其法定地位而成立的；所以此一大学，天然负有两重任务，即一方要满足香港华人社会的要求，一方要求继续得政府的承认。又此一大学，既是香港政府于香港大学之外所得承认之第二个大学，则人们可以只要求此一大学，合于香港大学的标准，成香港大学第二或另一翻版。而人民亦可要求此一新大学后胜于前，或走不同的道路，向不同方向发展，另建立其自身之标准，不必对香港大学一步一趋。而此二种要求，即可以互相矛盾，我们亦须先认识先承认原有此一矛盾之存在，然后能在矛盾中求协调，在协调中求发展。无此矛盾之存在，亦无协调与发展之可说。故此矛盾亦正是发展的动力，不必加以掩饰，而应当加以正视。 关于上述之矛盾的存在，我可举若干例证。譬如说香港大学取录学生的标准，一向重质不重量，一年只能取录数百学生。但香港社会对于新办之中文大学，却要求其取录更多的学生。香港大学少收学生，香港人们性此纯是英国人办的，可不加责难。但对以中国人自办之新亚、崇基、联合为基础，而成立之中文大学，不能多收学生，香港之中国居民，便要多所要求，亦多所责难。再如香港大学之教师等级制度，把教师分六级，一大学只有法定的二十左右教授，形成教师之金字塔形之等级阶梯制度。因主要教授多是英国人，中国人对其学术造诣，亦不甚清楚；故对此少数教授之高居上位，香港之居民亦视为固然。但中文大学之教师制度，亦学香港大学，把教师分成六级，待遇悬殊，便可使人不满。如因教授名额之有限，使许多已任多年教授，大家亦知道其学问不必在现任之教授之下的中国学者，屈局高等讲师或讲师之地位，便为一人人所见的不公平。此教师之过多等级的制度，原可妨碍到教师间之精诚合作，全靠中国传统士人之热心教育之美德，同事间之道义师友关系来维持，方得知和衷共济。再如香港大学用英语开会、英语教学，连中国人在那里教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亦要用英文讲，大家亦视为当然，而中文大学的教师们如以香港大学模范，亦即可尽量以英语教学，以英语开会，与之竞赛。但一般香港的居民，亦可希望中文大学应尽量减少英语教学，使他们之子弟学得知识后，可以用华语将其知识，传播及广大之中国社会；并以为除非会场中有外国人不懂华语，而用英语与本国人会谈，即失却中华大国民的风度。这些都是由中文大学一面要学香港大学，一面要满足社会需要而产生之显然的矛盾。此外还有许多，一时说不完。<节选> ——————摘自《新亚生活》双周刊第十一卷377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