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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学产生于汉初，是适应当时政治统治需要的产物。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了繁荣发展，一是被统治阶级确立为官学，成为育人取士的工具；二是经学著述数量颇丰，并形成今、古文经学等不同流派。今、古文经学在繁琐化、谶纬化等方面的争斗，促进了两派间的融合，又推动了经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郑学。 【关键词】两汉 经学 今古文经学 融合 所谓“经”，是指自西汉以后经过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所认可的、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和培养士人教科书的一些儒家典籍。如《诗》、《书》、《礼》、《易》、《春秋》等。在先秦时期虽然也有用“经”命名的，如《道德经》、《墨经》等，但这并非经学范畴的“经”，经学意义上的“经”是汉初出现并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而“经学”则是对“经书”的解释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对经书做出的解释之学，它包括哲学、宗教、政治、经济、伦理、文字学、音韵学，甚至一些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等，是一门封建社会中带有综合性的学科，同时又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思想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经学的产生 经学产生于汉初，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文帝时立了《鲁诗》、《韩诗》两家诗经博士，景帝时又增立了《公羊·春秋》博士和《齐诗》博士，同时，景帝又重视黄老（道）、刑名（法）之学。当时黄生（道家）和辕固生（儒家）两派曾进行过一场大辩论，但谁也没有占据上风，这说明汉初还没有确立儒家的地位，直到汉武帝时，经学才昌盛起来。 经学昌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经过汉初60多年的发展（公元前202～140年），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已大为巩固，封建经济也发展起来，为巩固和发展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汉武帝开始谋求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其次，在于儒家学说的自然发展。儒家学说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思想，完成了从原始儒学到新儒学（适应封建大一统）的转变，这正好迎合了汉朝统治者的需要，而恰在此时，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汉武帝时广泛搜集整理图书资料，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 ，置写书之官，为经学发展创造了条件。其藏书有内外之分，官内藏于太常、太史、博士，官外藏于延阁、广内、密室。汉武帝以后更加重视图书整理工作，特别是汉成帝时，派陈农专门负责收集天下图书工作，又派刘何、任宏、尹咸负责校刊。 西汉经学的发展 正式把经学立为官学。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弟子员均从各郡国选拔而来，年龄在18岁以上，仪容端正，好文学（经学），敬长上，事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长上所属两千石。汉武帝时，全国有五十人（博士弟子），到平帝时，弟子突破万人。 发展学校教育。不仅在中央设立太学，各郡国也都设立学校，设经师来教学生，特别是西汉平帝时王莽兼经，特别崇尚经学，所以“郡国乡聚，皆有学校”。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学，县、道、邑、侯国日校（太后、皇后、公主等所封王邑，与县大小相同），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日痒，聚日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 从经生中选拔官吏。汉武帝以后，经学成了获取利禄的途径，《汉书·儒林传》记载：“自此以来，公卿大夫之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从经生中选拔官吏主要有几种形式：一是岁科（甲、乙、丙三科），甲科中后可以做郎中（40人），郎中的头领为郎中令，乙科20人，可作太子舍人，丙科40人，可作文学掌故；二是射策，这是一种以经术为内容的考试取士方法。汉代董仲舒、公孙弘等都是因此而入仕途。元帝时尤其重视经生，韦贤、韦玄成父子皆至相。 引经据典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已成风气。无论是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议、政府的公文以及言谈议论，“蔓不援引经文，以为据依”。 汉统治者大力鼓吹“通经致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苑》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柬书。 经学本身也在发展。经学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繁琐化，经有数家，家有数法，支离蔓衍，使学者莫衷一是。如西汉最早传播《易经》的是田何、丁宽、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佳淮、孟喜、梁丘贺，于是《易经》分裂为易氏、孟氏、梁氏三家，其他经学也是如此。二是阴阳五行化、谶纬化（迷信化），自从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家的学说来解释公羊春秋，鼓吹天人惑召、君权神授，建立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体系，甚投合统治者的需要，从此经学便走上了阴阳五行化、神学化的道路。 东汉经学发展 东汉时期，经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东汉统治者更加重视经学，官学的规模更加扩大，私学亦盛。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刘秀建国之初就大修太学，并于建武5年（公元29年）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衙。汉明帝还亲自讲经，为功臣子弟和外戚樊、郭、阴、马四姓子弟别立校舍，以讲授经学，还规定“期门、羽林之士，悉令其通《孝经》”，到顺帝时更修黉宇，“凡所造物者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令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悉遣子入学。”从此太学规模更加庞大，至三万多人。此外，私学也取得很大发展，《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张兴，《梁丘易》学者，弟子、门生著录且万人。牟长，《欧阳尚书》学者，著录前后万人。” 东汉经学发展，还表现在著述的大增。西汉京师一般是独守一经，很少有传著，而东汉经学家则著述大盛。程曾著书百余篇，又作《孟子章句》；何秋著《春秋公羊传解诘》，此外还著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育》、《毂梁废疾》；马融著《三传同说》，又给《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作注；郑玄则更是“遍著群经，立言百万”，集汉代经学之大成。 更加谶纬化，笼罩着日益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经学的谶纬化大兴于西汉末年，有一些想搞政治投机的人看到汉的气数已尽，故意制造一些神秘符命谶语来迎合王莽篡汉的心理，从而为自己谋利。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是靠这种方法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因此刘秀建汉时特别重视谶纬，重大事情都以谶纬来作决定，而经史解经也是争相附会谶纬。 今古文经学之争与融合 汉成帝哀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受命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用先秦时期古文字写的经传，它有别于当时流传的用隶书写成的经书，所以就有了今古文经之称了，他们虽因文字不同而得名，但更大的不同则是二者的治经方法和对经文的解释的差别。今文经学派重视微言大义，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来解经，不惜歪曲经义来论证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以至于走上阴阳五行化和神学化的道路，而古文经学派则重视对经的字、词、句、名字、物的解释，力求按字义解释经文，弄清经文本意，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较少，正是如此，也就引来了这两大派别之间的不断斗争。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斗争是在西汉哀帝建平六年，刘歆提出要对《左氏春秋》、《毛诗》等古文经立学官，但遭到反对，后又因一封信《移让太常博士书》严厉批判今文经学而得罪执政大臣，不得不“求出外任”。这次斗争以古文经学派失败而告终。王莽篡汉后，重用刘歆，扶植古文经学，并为之立博士，但随着新朝迅速灭亡，古文经也旋即失去了其合法地位。 今古文经学的第二次斗争发生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初年，但这次古文经学并未取得胜利，但古文经学者却相应增多，地方官也开始倾向于古文经学。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章帝诏贾逵入宫讲古文经学，支持贾逵对今文经学派展开全面挑战，通过这次事件，使古文经学的影响更为广泛，为后来战胜今文经学奠定了基础。而在东汉恒、灵帝时期，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和今文经学大师和休之间的争论则真正实现了古文经学的胜利。 东汉时期，由于今文经学越来越繁琐，对于一部经书的解说，总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桓谭《新论》“秦近君在注解《尚书》时，仅对《尧典》这篇目二字，就解说十余万字，”简直让人无法去读。同时，今文经学用大量的迷信内容去附合经义，更显得荒诞不经，再加上今文经学拘守家法和师法，而不能广纳众家之长，这就注定了今文经学失去其生命力，逐渐衰落下去。东汉中叶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加上古文经学的锐意进取，不断完善自己，兼采众家之长，使得古文经学势力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也开始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而在此过程中，古文经学大师如许慎、郑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慎《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著作，其中却收得许多今文经学的解说，特别是多采用三家之说。最终完成今古文融合的则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他遍注群经，打破今古文经学的界限，博经兼采，择善而从，简明扼要，提纲挈领。由于他解经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博采众家，于是两汉经学至郑玄而为之一变，自成一家，人称郑学。郑学的产生是两汉今古文经学斗争和融合的产物，它使得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实际被推翻，并且长期以来今、古文经学的激烈斗争也从此趋于沉寂，在经学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作者 温亚丽 ，为河南平顶山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