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汉代象数派儒家历来被认为是只参天象不释人事，本文以孟京学派和《易纬》为例，通过对其象数学的深层分析，认为孟喜、京房讲卦气、讲气象的目的正是为了察人事、定人伦以明王道;《易纬》更显示了教化人民的道德意识和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前者以经学形式、后者以神学形式表达了各自强烈的人文情怀。 历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易传》之后的象数派儒家与义理派儒家，在天道与人道的关注重心上是不同的，象数派重天道，义理派重人道。如唐代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说： 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弼）、郑（玄）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物以类聚，其在兹乎！ 认为王弼的义理之学“诠释人事”，郑玄的象数之学“多参天象”，这是就两派的学术特点而言。在对两派的评价上，认为“人事近而易习”，“天象远而难寻”，带有褒象数而贬义理的感情色彩。但尽管如此，仍强调“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天道与人道不可偏滞，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应该互补、并重。 现代有学者指出，象数派的易学过分强调自然之理而忽视人文之理，蔽于天而不知人，长于天学而短于人学；义理派的易学过分强调人文之理而忽视自然之理，蔽于人而不知天，长于人学而短于天学。（余敦康，象数易学发展史序，齐鲁书社1998）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就汉宋象数学派各自的学说特征及学术目的看，汉代象数学派虽然偏重天文之学，“多参天象”，但目的却在于以天道论人道，以阴阳灾异论人事吉凶，以卦占定人伦、明天道，宣扬五常伦理，表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政治理想。宋代象数学派则更是参合天人，避免天学与人学相割裂的弊端，或由太极以立人极，或由物理、自然之理而论心学、性命之学，从而建构了一个宇宙与人文同构同序的理论图式，表达了鲜明的人文价值理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道观角度对象数学派进行深入研究，以给象数派儒家一个全面而公正的评价。 一、借卦占以定人伦明王道 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汉代象数学派倡卦气说，大讲节气、物候、天文、历法，看起来是只讲天道不讲人道，实际上讲天道正是为了讲人道。 从唐一行《卦议》记载的孟喜易学材料看，只讲卦爻配四时节气，没有讲人事伦常。不过，孟喜在易学上是一个“改师法”（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既对汉初儒家义理易学有所扬弃，又对战国取象占筮法作了修正。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历法、物候等）融入易学，减少了易学的神学色彩，增强了人文理性。虽也讲灾异，但因为吸收了当时的科学知识，已大大不同于占筮取象的随机性、任意性。虽没有讲人事伦常，但从其卦气解《易》目的看，却是为了讲人事的吉凶祸福以及怎样避凶趋吉。 到了京房，则直接提出《易》的目的就是“考天时，察人事”，“定人伦，明王道”，将《易》不仅看成占筮之学，更看成是一种天人之学，为了建立一种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新秩序，需要神道设教，借此以匡其主。《京氏易传》卷下说： 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卦。 京房易学突破了其师焦延寿以及师祖孟喜的筮法体系，不仅最大限度地吸收干支、五行、历法、物候、天文、星象等当时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由天时而考察人事的筮法体系，即融合纳甲子、世应游归的八宫卦体系。在这套体系中，表示社会关系的六亲——父、子、兄、弟、夫、妇，被归纳为五种关系，即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不生不克），具体地说就是生我者父母，京房又称为“天地”；我生者子孙，京房又称为“福德”；克我者官鬼，京房又称为“鬼”；我克者妻财，京房又称为“财”；比肩者, 京房又称为“同气”。受《淮南子·天文训》“子生母为义，母生子为保（宝），子母相传为专，母胜子曰制，于胜母曰困”的母子生克思想的影响，京房对六亲与六爻的关系作了说明： 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福德这宝爻，同气为专爻。（《京氏易传》卷下）对“六亲”的属性作了规定。所谓“系”，即《淮南子》所说的“困”，是束缚的意思；“制”是制约的意思。“系”为被动，“制”为主动。“义”与“宝”皆说明相生，京氏以父母（天地）为“义”，《淮南子》以“子生母”为“义”；京氏以子孙（福德）为“宝”，《淮南子》以“母生子”为“保”（即“宝”）。 在京房看来，卦是本位，是“我”；爻是关系位。爻与卦的关系，无外乎“生我”、“我生”、“克我”、“我克”、“比肩”（同我）五种。这五种关系，实际上是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的体现。京氏将卦和爻都作了五行的规定，这样“六亲”关系就自然形成了。以乾卦为例，乾卦为本位的“我”，在五行属金，六个爻则视与它的关系而定，如第一爻为子，属水，子水与乾卦“我”金的关系是：我（金）生者子孙（水），故为子孙，其余五爻以此类推： 乾金（我） 戌土——父母（天地—义爻） 申金——兄弟（同气一专爻） 午火——官鬼（鬼—系爻） 辰土——父母（天地—义爻） 寅木——妻财（财—制爻） 子水——子孙（福德—宝爻）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通过五行被一一配上六亲，由此建构了一个家庭、宗法、社会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的确立是为了筮占的需要，它冲破了《周易》卦爻辞所既定的吉凶规则，抛弃了文字的束缚，用自己发明的方法另外创造了一套吉凶规则。虽然这套规则有人为主观因素和程式化、僵化的缺陷，但它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依托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在思维方法上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尤其是关注人事吉凶，蕴含趋吉避凶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京房还给一卦六爻分成六等，各以人事比拟，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 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从元士到宗庙的等级是固定的，但世应却是不确定的，不同的卦有不同的规定，两者配合，就出现了各种组合，可能是元士居世、诸侯为应，也可能天子居世、大夫居应，从而构成复杂的组合关系，反映了社会人伦的不同等级、不同功用及其不同的地位、关系。京氏常以此注解《周易》卦爻辞，如初爻元士居世，四爻诸侯在应，为“尊就卑”，因为元士本为卑反而居主位，诸侯为尊反而为辅。如四爻诸侯为阳爻，则“坚刚在下，阴气处下”（姤卦注）。如四爻诸侯为阴爻，则“素尚居高，侯王无累”（贲卦注）。表明京氏正人伦、明王道，调节社会矛盾、追求政治秩序的人文理想。 事实上，京房不仅仅是一个易学家、象数学家，而且首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和政治理想的儒者。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因以阴阳灾异推论时下而受到皇上的赏识，元帝时被立为博士，官至魏郡太守，他在为官的八年中，用“灾异说”作为武器，与奸臣石显、五鹿充宗等展开斗争，揭露奸党的阴谋。并冒杀头的危险向元帝发问用人之道,指出君主任用不明才导致“日月失明，星辰逆行……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这已不是什么“勇气”、“胆量”一类词语所能解释，而只能是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道义感才能使然，最终京房因以“灾异”劾责石显遭谮害而被处死，死时年仅四十一岁。由此可见，他言阴阳灾异只是一种手段，匡正时弊、清明政治才是最终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