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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是在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中，诸子各派几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汉初，异姓诸侯王与同姓诸侯王的并存，为纵横家的兴盛提供了舞台。郦食其是敢在高帝刘邦面前“言六国从横”的“说客”。陆贾则“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②]。邹阳、严忌、枚乘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著名”的“游士”[③]；武帝时的严助，十分善对，“以苏秦从横”为长，曾“与大臣辩论”，结果却是“大臣数诎”。[④]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凭借口才游历于燕、赵、中山、齐之地。[⑤]至于徐乐、严安、终军、聊苍等人，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 道家之学的发展更是空前的。文帝本人就是“好道家之学”[⑥]的。惠帝的丞相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⑦]，陈平则“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⑧]。《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即便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然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但仍然流行甚广，至东汉时代又趋于兴盛。 在汉初，名家、法家与道家在思想实质上似乎已经走向了统一或融合。名家重视“名”的分辨，讲求“名”与“实”的一一对应关系，强调应该“名副其实”或“名实相符”。名家的原则落实在政治哲学中则就是法家所主张的一断于法、职分严明。所以，人们常将“刑”与“名”并称。君主帝王驾御群臣，只要循名责实，清静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这岂不是黄老道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也正是由于与道家的密切关连，乘着黄老思想盛行的东风，法家思想在汉初时代的实际地位并不低。贾谊虽也倡导仁义之学，但在其重农抑商、收铜布、禁铸钱、御匈奴等政治主张中仍不时透露出明显的法家气质。作为文、景时代法家重要人物的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为人峭直刻深”，还专门教太子以“术数”。晁错关于制服匈奴、徙民守边、平削诸侯、募民受爵的系列上疏，堪称新一代法家论述耕战的代表之作。 阴阳家在汉初也有所进展。张苍、公孙臣、贾谊都是西汉前期的阴阳学大家。《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张苍为章程”，说的就是张苍继承了战国驺衍的阴阳之学，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德当建于水，色尚黑，正十月。所以，汉初的历法都依据这一原则而制定。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史记·孝文本纪》）公孙臣的建议，对后来武帝的太初改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武帝设明堂、改正朔、易服色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阴阳学又一次在理论上发挥了指导作用。 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汉初时代的学术繁荣作铺垫及此后诸子之学的自由发展，所以，到了班固的东汉时期，研究诸子的学术流派已呈林立天下的态势，其所见的诸子著作，也是种类繁多，俨然一派“百家争鸣”的绚丽图景。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此时，仅“六艺”之学就有103家，3123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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