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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认为“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管仲的评判。首先，认为管仲“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的说法不成立。因为按照管仲的这种理论，如果“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则其应在不用之列，这分明是“欲君去忠臣也”。并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其次，认为管仲不明白法、术的运用。如果管仲懂得法、术，并教会桓公“庆赏信而刑罚必”、“设民所欲以求其功”、“设民所恶以禁其奸”，则竖刁之流就不会“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最后，管仲没有让桓公掌握驾驭臣下之术，即“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贱不待尊贵而进论，大臣不因左右而见”，更没有让桓公取得君主应得之威势，致使竖刁等权重，进而其势重于桓公。这样，“臣重之实，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则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间，使善败不闻，祸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5］在这里，韩非充分展开法、术、势的理论对管仲进行了评判。类似的例证还可见于《难一》“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一节中。［5］ 韩非还从法、术、势各有侧重的角度对管仲思想作出评判。《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5］韩非运用这则材料是作为反面论据来说明君主遇事不必躬耕实践，只需要用法令去督责臣下完成即可。而现在管仲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君上“勿衣紫”的行为来勉励国人“莫衣紫”。“法者……此臣之所师也”，“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执法的是臣下，守法的是民众。君主凭借自己的威势下发政令、一断于法，国人谁敢“衣紫”？桓公“衣紫”又何妨呢？管仲显然是不明君臣之分，不明确用法令的刑赏功能约束民众的行为。《韩非子•难二》载，“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复遗其冠乎！’”［5］韩非列举此则材料，主要是从术的角度对管仲提出批评。韩非认为管仲“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是错误的。他说：“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5］根据韩非对术的解释，“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所执也。”而管仲此举是：“赏无功”、“不诛过”，这样不仅“民偷幸”“且”易为非，“此乱之本也”［5］。在《外储说左下》有一则材料与《难一》中的“管仲有失行，霄略有过誉”相类似。韩非使用这则材料主要从势的角度批评管仲。“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5］韩非认为，桓公满足管仲提出的贵、富、尊、亲的要求，使其“有三归之家”、“立于高、国之上”、“立为仲父”，管仲之势就会超过桓公之势，这样桓公的地位便受到威胁。因为“势者，胜众之资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5］管仲依托自己所得之势，篡桓公之位轻而易举。所以在本篇前面的经部分，韩非指出这是“宠光无节，则臣下侵逼”［5］。尽管管仲之意在于治齐，但韩非却从自己的势论出发，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战国时期，《管子》这部书中的部分篇章已在社会上流传，韩非最早记载了《管子》书的传播情况。《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5］《韩非子》中有三处提到“管子”一词，它们以“管子曰”或“管子犹曰”的形式出现，“曰”后面的话都能在今本《管子》中找到相对应的文字。据此推测，这里的“管子”可能是《管子》一书的某些单篇文章。这三处“管子”均出现在《难三》中，就涉及到的文字来看，“管子”、“管仲”不分，韩非显然是把它们当作管仲思想研究。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5］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5］ 第一则材料出于《管子•权修》篇，第二则材料出于《管子•牧民》篇。韩非对《管子》中的这两则材料都是从法、术的角度展开批评的。他认为，就像“广廷严居”人们庄重严肃，而“晏室独处”人们轻慢随便一样，臣下在君主面前的行为都经过了伪饰。如果君主“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那么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愚弄。反之，依法刑赏，循名责实，臣下就会趋善避恶、唯法是依，君主就不会受蒙蔽［5］。“法”可以公开，可以“布之于百姓”，但术却是隐蔽的，必须“藏之于胸中”，只有这样，才能“偶众端，而潜御群臣”，即对照验证，“课群臣之能”，暗中驾驭臣下。如果单纯的“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不但法、术不分，且不能使“法”闻于境内，使“术”藏于君主心中。这些都“非法术之言”［5］。 总之，韩非以法、术、势之大成的法家思想对管仲作出了评判。他肯定管仲佐桓公取得的霸业，认为管仲“明于霸王之术”，并誉其为“足贵之臣”、“忠臣” ［5］。他肯定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他以法家的大成思想俯视管仲，对管仲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也作出批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管仲是一国宰辅，他的法治思想得之于治国的实践又经历了实践的考验，因而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韩非以纯理论化的法治思想去评判管仲，未必全然适宜。当大秦帝国将韩非这种“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 ［9］的法治理论运用到现实中以为治术时，原以为自此秦皇帝可“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9］，却仅及二世而亡。管仲思想中丰富的礼制、德治的思想韩非视而不见，见而不取，这不能不说是韩非思想偏执所致，而思想的偏执又与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10］的法家理论有直接联系。 (作者：耿振东 ) 参考文献： ［１］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刘劭人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 韦昭(注)国语［M］济南:齐鲁书社,2005.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版. ［8］ 诸子集成（管子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6.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二版.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