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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仅认为，求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求，决不能否定，而且提倡一种“富民”政策，使人人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到卫国，看到人口众多，学生冉有问道，人口众多，该怎么办呢？孔子回答说：“富之。”富了又怎么呢？回答说：“教之。”（《论语×子路》）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主张。认为儒家思想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反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现代化之类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是符合儒家思想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致富？要求之有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所说的“道”，是指道义，亦即正义原则。义是从属于仁的，儒家的正义原则，是在仁爱这个总原则之下的正义。欲富贵而不欲贫贱，这是人之常情，不仅应当满足其求富贵的欲求，而且要有政策上的保证，创造有利于富足的条件。但是，只能在正义原则之下去发展，绝不能盲目地球发展，更不能以破坏正义原则的方式去发展。 有人会问，儒家有正义观吗？我们说儒家所主张、提倡的义，就是正义原则，足以承担这样的功能。儒家的正义观，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理论之上，不是以“客观理性”的形式出现，但它有普遍人性的基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也是任何社会都适用的。这种正义观，不是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即不是以满足最大利益为目的。但是，确有目的论的意义。它也不是神学目的论，是以至善为目的追求，即人性的自我完善，义即体现了善的目的。义以善为自身的价值，人生应当以义为目的，不应当以利为目的。人的生命虽然离不开利，但义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人生的幸福即在于此义的普遍实现，就是正义伦理的最高成就。为了实现以善为目的的正义原则，可以放弃个人利益。当正义原则与某些利益发生冲突时，宁可坚守正义而牺牲利益甚至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当然是很高的人生境界，但也是最基本的人生准则。将善与正义原则统一起来，赋予正义以善的价值，正义就不只是一种社会伦理，而且是人生意义的真正体现，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体。这是理想主义的正义观，它将正义伦理提到一个更高的程度，为人类正义指出了一条发展方向，避免了工具主义的羁绊 儒家的正义观，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可从两方面去说。从一方面说，利于他人、利于社会、即促进和实现他人和人民的正当利益者为义。正如《周易×文言传》所说：“利物足以和义。”这里所说的“物”，主要是指人，广而言之，是指社会群体，但是也包括自然界的“万物”（主要是生命之物）。“利物”就是有利于社会群体，增加社会群体的利益。孔子提倡的“富民”政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可称之为“均富”政策。此外，根据儒家“仁民爱物”的学说，其中包含维护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这与那种只以人或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正义学说是不同的，这是儒家广义的正义观，即生命关怀层面上的正义观。这是儒家正义观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是建立在维护一切生命权利的基础上的。一切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应受到公正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生命是平等的，儒家的“利物足以和义”的正义观，体现了生命的平等观。这当然不是说，人与万物之间没有差异，人类的利益居于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儒家的“爱有差等”，就包含了这层意思。这里，义和仁是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仁义”。仁是最高原则，义是仁在权利义务方面的体现。但是，恰恰是这个方面，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义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公”。生物“公私之辩”，就是“义利之辩”。这是坚持公利还是私利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利。所谓“公利”，不是 某些人所说的公有财产，即公有制；是指社会群体的公众利益，对社会全体都有利；所谓“私利”，是指个人一己私利，即只顾一己之私而不顾社会公利甚至危害公共利益。“私”是对“公”而言的，是指危害社会群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一己之私，不是指正当的个人利益，这一点要区别开来。如果有人以正当手段致富，即符合正义原则而致富，儒家是不仅不反对，而且是提倡的。这里，手段和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其实，所谓“公利”，就是以群体中的个人利益得到满足为衡量标准的，绝不是“国富民穷”式的所谓“公”。 义还包含一层意思，就是公平、公正，这也是“公私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与人之间要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平等对待，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行为方面，要遵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有欺诈行为，“所守之正”（朱熹：《孟子集注×尽心上》），“正”就是公正。就国家而言，要公正地对待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所谓“一碗水端平”，国家才能安定。这就要求治国者首先要“正其身”（《论语×子路》），并且要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有相对而言的平等机会。所谓“相对而言”，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有等级制。上古时期是等级制，个人的利益由社会地位决定。中古以后，社会等级有所变化，但政治等级依然存在，不过有一定的范围。在古代中国，政治平等未能实现，但是，人民有相对的社会平等。儒家的正义原则，虽不能离开当时的政治环境，但是 ，并不完全受政治条件的限制，其中包含某种普遍意义。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提供一个公正的价值标准，依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通过各种法令使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获得正当利益。这是理想主义的，但却是社会接受的，其普遍意义至今仍有价值。 “公”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公正、公平，这是正义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个人而言，要公而无私，对人对己，都要处以公心，不能为了私利而损害公正原则。对国家而言，要从公正原则出发处理人民的利益关系，不能有任何偏私，更不能利用权力，为官员的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要维护这种政治伦理，主要靠监察制度，但这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靠统治者和官员的道德修养，但缺乏法律的保证。在现代社会，利益关系非常复杂，除了道德修养，还必须建立法治，以保证公正原则的实行。如果说儒家的正义观，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缺乏制度上的保证。我们在继承儒家思想时，应当赋予时代内容。 从另一方面说，按儒家正义原则的要求，不能限制和妨害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让人民在正义原则之下自由发展。这是一种广义的社会自由。有人认为，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人民没有自由。就历史层面而言，人民确实没有政治自由，但是有相对的社会自由，儒家反对“恃强凌弱”，更反对统治者的“聚敛”和“苛政”，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这都是正义原则的重要方面。就哲学层面而言，儒家的正义原则，其实际体现就是“无所为而为”。这并不是无作为，而是顺应义的原则而为，即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功利目的或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的普遍实行。有了正义原则，人民知道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社会（包括政治），只需要维护这个原则。这同道家的“无为而治”有相近之处，但儒家明确主张，义的原则是其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积极的。 儒家的正义观，在现代社会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它是在仁即普遍的生命关怀之下的正义，主张“以人为本”，而且包含了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关怀与公正对待的原则，因而是一种广义的正义观。其次，它以善为自身的最高价值，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视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这就避免了工具主义（包括理性的工具）的侵害。这两点，是现代正义论所缺乏的。 2010.8.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