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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儒学”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有别，“儒术”一词却屡见于先秦典籍。通过检索，现在我们已知在《荀子·富国》、《墨子·非儒下》、《公孙龙子·迹府》篇中都出现了“儒术”这个概念。这三篇，除了《府迹》篇是否为公孙龙所著尚存在争议外，余下两篇属于先秦文献不存在疑义。那么，先秦文献中的“儒术”是什么涵义？请看有关论述： 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荀子·富国》)(11)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墨子·非儒下》)(12) 龙曰：“先生之言悖……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公孙龙子·迹府》)(13) 《富国》篇的这段论述，是针对墨子“非乐”、“节用”主张而发，其主旨在于强调“礼乐”对于治民富国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儒术诚行”，在荀子的心目中，具体就是指“礼乐”诚行。荀子之所以将“礼乐”治国思想统称为“儒术”，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诸子百家惟有孔门儒家才主张以“礼乐”治国，则这样称谓不至于引起误解。与荀子以“儒术”统称儒家的“礼乐”治国思想不同，墨子则是基于批评的立场，将“毋逐奔，揜函勿射”之类的主张概称为“儒术”。“毋逐奔，揜函勿射”意为不要追杀败兵，也不要射击处境窘迫的敌人。这类思想，在儒家看来，体现了“仁”(仁者爱人)，但在墨子看来，它只会助长残暴之人为害天下，是不义至极。由此不难明白，墨子以“儒术”称谓儒家的“仁义”学说，是含有批评意味的。 如果说通过分析还能弄明《富国》、《非儒下》篇中“儒术”的具体含义的话，那么对《府迹》篇中“儒术”一词的涵义，就不是仅凭该文就能分析清楚的，只有进而分析孔穿的身份，才有可能弄明。孔穿，字子高，系孔子六代孙，他对公孙龙说，只要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说，他愿意以公孙龙为师。公孙龙不愿放弃自己的学说，于是那样回答孔穿。公孙龙以为孔子的说法也就是认为楚国人不等同于人，这与他讲的“白马非马”的意思相同，所以孔穿让他放弃“白马非马”说，不啻“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公孙龙在这里显然是将“儒术”与“尼之所取”联系起来谈，这表明他所谓的“儒术”，不是指孔子的某种主张，而是泛指孔门儒家思想。 由上面的分析可明，尽管荀子、墨子、公孙龙使用“儒术”一词所指各异，或具体指“礼乐”思想，或具体指“仁义”学说，或泛指孔门儒家思想，但在用这个词来称谓儒家的学说这一点上，他们又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先秦各派都认同以“儒术”来称谓孔子及孔门儒家的学说。至于为什么不将之称为“儒学”而偏要称之为“儒术”，这很可能与先秦学人喜欢将无所不包的根本学问叫做“道术”有关。既然无所不包的根本学问叫做“道术”，那么将包含其中的儒家学说称为“儒术”，也就是很方便的事情。 四 虽然先秦学人已用“儒术”一词称谓儒家学说，但由于先秦学人不曾使用“儒学”一词，所以在先秦典籍中也就看不到将“儒术”与“儒学”视为异名同实概念的任何论述。可当我们阅读两汉典籍，就很容易发现汉儒实际上将“儒术”与“儒学”作为内涵相同的概念来使用，如他们有时将“老严(指庄子)之术”与“儒学”对称，有时又将“儒术”与“道家言”对称，便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这个道理，上文第二段引文中的“好儒学”、“修儒学”在汉儒那里，又往往写作“好儒术”、“修儒术”。这样的置换很难有别的解释，只能解释为：在汉儒的心目中，“儒术”与“儒学”这两个词名异实同，完全可以互换使用。为了表明此说不是空论，不妨摘录几则史料以证明之： 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史记》卷12《孝武本纪》)(14) 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15) 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襃以文章显。(《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16)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卷121《儒林列传》)(17) 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18)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汉书》卷88《儒林传》)(19)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襃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后汉书》卷3《帝纪第三·章帝》)(20)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赵岐《孟子题辞》)(21) 《四库全书》中出现“儒术”概念的论述有2932则之多，以上8则论述是从其中挑选的。挑选它们，是因为综合起来看，具有以下明显特点：(1)以“儒术”比对“道家言”、“黄老言”；(2)将“修礼乐”与“服儒术”并提；(3)将“儒术”与“五经”、“六艺”、“六学”并提；(4)将“儒术”的废黜与儒家的衰微联系起来谈；(5)将“儒术”兴盛与孟子、荀子的学术贡献联系起来谈；(6)将“儒术”兴盛与博士制度联系起来谈。这六点互相佐证，就足以证明汉儒十分自觉地将“儒学”别称为“儒术”，他们将“儒学”与“儒术”这两个概念随心所欲地换用，决非有意混淆这两个概念。 五 既然在汉儒那里将“儒学”别称为“儒术”是自觉的，那么要问：汉儒为什么在创立“儒学”这个新词后，又使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旧概念，以至于兼用“儒学”、“儒术”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当时“‘术’化儒家思想”这一思潮来谈。 “‘术’化儒家思想”可以说是汉儒适应时代要求，使儒家思想合乎封建大一统之政治统治需要的一个自觉的取向。汉高祖刘邦立汉以后，一直到景帝年代，都是以“黄老之言”维系人心，不取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到了武帝年代，休养生息已不成为统治国家的迫切问题，当时统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稳固封建统治。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董仲舒在呈给汉武帝的“对策”里，向汉武帝建议确立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惟一官方哲学，“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22)。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于是“罢黜百家，独遵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国家的官方哲学。 “儒学”概念之提出过程，很可能与汉武帝确立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的过程相一致。为什么敢于这么推断？这是因为：从现在已知的史料看，“儒学”一词最早见于《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23)既然惟刘德“好儒学”，则说明“儒学”概念的使用不会早于刘德生活的年代。那么刘德生活在何时？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可知刘德系汉武帝同父异母之亲兄弟，他生活的年代与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完全相同。既然如此，一个(汉武帝)立儒家思想为官方哲学，一个(刘德)“好儒学”，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儒学”一词的创立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汉儒又用已有的“儒术”一词来称“儒学”，就很可能与汉儒渴望发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的作用有关。儒家的学问，在汉武帝年代之前，一直是以“私学”地位在民间流传，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官学”，其地位的转变势必迫使儒家改变自己的儒学观，将儒学不仅仅视为抚慰人心的纯学问，而是更看作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如何发挥儒学的工具作用这一想法的驱使下，在汉代出现了“‘术’化儒家思想”的思潮也就毫不奇怪。 随着“‘术’化儒家思想”的思潮的出现，称“六经”为“六艺”、“六术”，称“儒学”为“儒术”，在汉武帝以后的儒者那里，似乎成为风尚。正是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当班固作《汉书》时，明明是照抄司马迁的记载，却又将司马迁笔下的“儒学”一词改为“儒术”，例如，《史记·五宗世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记载是“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在《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被改为“献王……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诸如此类的改动，对班固来说，应该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所以，我们认为，班固的这一字改动，有深意在，它反映了汉代儒家刻意将儒学由理论形态变为统治方术的努力，体现了儒家精神蕲向由重道德理性向重工具理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儒家积极以自己的思想服务于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自觉。 相关链接：蒋国保《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 【注释】 ①《诸子集成》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351页。 ②《史记》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3页。 ③《史记》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43页。 ④《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17-3118页。 ⑤《汉书》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5页。 ⑥颜师古注曰：“老，老子也；严，庄周也。” ⑦⑧⑨《二十五史》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3，175，258页。 ⑩《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8页。 (11)《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21页。 (12)《诸子集成》第4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82页。 (13)谭业谦：《公孙龙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页。 (14)《史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1-452页。 (15)《史记》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43页。 (16)《史记》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65页。 (17)《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16页。 (18)《汉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10页。 (19)《汉书》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91-3592页。 (20)《二十五史》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21)《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4页。 (22)《汉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23页。 (23)《史记》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3页。 蒋国保，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