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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子》「知人論世」章析論 「知人論世」章出自《孟子‧萬章下》，全文如下：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這段話原是討論「交友」的，但孟子別出心裁的把交友範圍擴大到古代，由於古人已往，而惟留詩書作為交友的憑藉，於是便引伸出如何頌詩讀書等與文學批評有關的問題。 對這段話，著名的趙注、朱注皆乏善可陳，倒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注解不僅掌握其中精髓，還發揮了許多與經典詮釋相關的洞見。現在先看看趙注與朱注： 趙注： 读其书，犹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在三皇之世为上，在五帝之世为次，在三王之世为下，是为好上友之人也。[1] 朱注： 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于古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2] 趙岐忽略了「友」在這段引文中的重要性，依孔門教義，交友乃是兩個個體生命的經驗分享與精神互動，以古人為友的要義即在於不以古人為客觀研究對象，也不以古人所留的詩書為客觀知識，但趙岐所謂「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傾向以某種客觀標準來分判古人高下，不符合「友」的精神。朱熹也一樣沒有對「友」字多加發揮，他較感興趣的是「知人」的「知」，和趙岐一樣，仍偏向以客觀態度去看古人。朱熹以「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解「論其世」，但未深論其人事迹中的意義與精神；朱熹又以「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解「知其人」，其重視「言」與「行」、「實」之一致是受孔子影響，其使用「知」（其為人之實）、「考」（其行）等字，則偏重客觀認知的興趣。 趙注、朱注對這一段話的解釋都引起反對意見。如黃宗羲在《孟子師說》中指出：「古人所留者，唯有詩書可見。」[3] 而頌讀詩書之法是「觀其盛衰，以為哀樂。」是明顯地主張讀者以感情介入對歷史的理解，因為黃宗羲認為讀者乃是具有「觀於世變」之「性情」的「善士」。他未點名地批判朱熹道：「非既觀其言又考其行也。」顯然是對朱熹那偏於客觀認知的解釋不滿意。 焦循則對趙注提出批評。趙岐將古人分為三等，即「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亦即古人之價值非由其言行所決定，而由其所處的時代之高下所決定。焦循反駁道：「按古人各生一時，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鄙棄其言，斯為能上友古人。」[4] 顯然焦循對歷史人物較具有同情的了解。按照焦循的解釋，「論其世」正在於理解其世的特殊性，即其人之世與他人之世的不同，從而了解何人在何時何地提出何種言論，且「各有所當」，亦即其言具有相對價值，皆有可以肯定之處，不能一概而論。焦循對歷史的理解頗具有「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的色彩，也接近西方哲學詮釋學中對理解之多樣性的主張。而這種論古之法，焦循是以「通變神化」來形容的，他說：「孟子學孔子之時，得堯舜通變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5] 因此像趙岐那樣，以一個絕對的價值判準去檢別古人，而不能體會古人在其不同情境中的不同實踐仍具有相對價值，便是有違「通變神化」的精神。自然焦循此番灼見是以其易學修養為基礎的。 在上面引文中，黃宗羲提出「世變」、焦循提出「通變」，可以說都掌握了孟子這段話中的歷史觀點。但亦有學者因著眼於「善」的普遍性意義，而強調歷史變化中某些不變的「道」、「理」。「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共居一鄉之善士所以能為友，正是因為共有其「善」，與此理相同，共處一國或共處天下之善士之能相友，亦因共有其「善」，則古今不同世之善 [1] 趙岐注，《孟子》，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卷十下，頁188。 [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24。 [3] 黃宗羲，《孟子師說》（《適園叢書》，原刻影印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卷五，頁8。 [4] 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727。 [5] 焦循，《孟子正義》，頁7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