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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朱子哲学思想集中于太极、理气、仁义、中和诸基本观念，继承伊洛之传，复树新见，以与当日盛行之湖南、江西、浙江等学派对峙。故于江西有与陆象山太极之辨1，于湖南有与张南轩等中和之辨2，于浙江有与陈亮（1103——1194）等义利王霸之辨3，而独于仁之主题，并无可与伦比之争，恍若朱子对于仁之概念，并不急急讨论者。其实朱子自三十四岁（隆兴元年，1163）编成论语要义以后，可谓无日不言仁。其说散见其传注、函件、与问答，几无处不是。其讨论人数之多，尺牍之繁，恐比太极等问题，大有过之。其与学者书柬往返之专论仁而见诸文集者有张敬夫（南轩），吕伯恭，何叔京，胡广仲，吴晦叔，石子重，林熙之，林择之，胡伯逢，吕子约，契丈，余占之，周舜弼，周叔瑾，方宾王，李尧卿，陈淳，杨仲思，陈器之，徐居甫。其讨论之热烈，可以见矣4。 朱子于书札问答论仁之外，又著《仁说》，载《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全文只八百二十四字。分两截，上截说仁为心之德，下截说仁为爱之理，并批评以物我一体为仁与以知觉为仁两说之非。后复为仁说图，载《朱子语类》卷一○五。《仁说》一文，经若干年之讨论，三更四改，然后成编，后复润色，总经十有余年，且为之图。显然于朱子心目中比太极、中和、王霸等论，更为重要。此何以故？据朱子自谓，盖亦有不得已者。 二、动 机 朱子《答吕伯恭书》云，“此说固太浅少含蓄。然窃意此等名义，古人之教，有其小学之时，已有白直分明训说，而未有后世许多浅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学亦晓然知得如此名义。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实践履。所以圣门学者，皆以求仁为务。盖皆已略晓其名义而求实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会不得，则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不识之物，复何所向望爱说，而知其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诚为浅露，然有所不得已者”5。 此处可注意者有二：一为训释仁之名义，一为著实践履，然必先明仁之道理乃能施诸实行。此亦与朱子先道问学而后尊德性之主张一贯。又答吕子约云，“仁字固不专以发用言，然却须识得此是个能发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无义理，训释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长’6，便是万物资始之端，能发用的本体。不可将仁之本体做一物，又将发用底别做一物也。……大抵仁之为义，须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说得无不通贯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谓：‘笼侗真如，颟顸佛性’7，而仁之一字遂无下落矣。向来鄙论之所以作，正为如此”8。此番议论与答吕伯恭书之意略同，并伸言必晓得仁之观念，其体用乃可分明。 又答吴晦叔书云，“大抵近年学者不肯以爱言仁，故见先生君子（指程颐）以一阳生物论天地之心9，则必欿然不满于其意。复于言外生说，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知所以为心者，实不外此。外此而言，则必溺于虚，沦于静，而体用本末不相管矣”10。此处特重以爱言仁，而爱根于天地生物之心，仍从澄清名义入手。 综上所引，可见朱子《仁说》动机有三。一是当时学者纷纷言仁。张敬夫，林熙之，周叔瑾，杨仲思，契丈均有仁说。异说横生，莫衷一是，尤其是以物我一体为仁与以知觉为仁之说。朱子乃著《仁说》，以清释名义。一为以爱言仁，上基于天地生物之心，使学者免于虚静。《仁说》云，“吾方病夫学者……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一为纠正体用为二之说。 三、《仁说》大意 《仁说》虽短，然意思严密。开始即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上语引程颐11，下语朱子自己所增。朱子继续说明“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12，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在人心则“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13，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 “故语心之德……曰仁而已矣”。“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其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子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于求仁也”。凡克己、恭敬、忠恕、孝弟，皆所以存此心行此心也。情之未发为性，亦即仁。情之既发即为爱，故曰仁者爱之理。情性分域不同，而脉络相通。然程氏之徒“有谓爱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本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14。……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时。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15，二者盖胥失之”。仁说所言，大略如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