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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人的善与国家的善 经由身体这一中介，实践智慧及其衍生——实践知识进入了个体和国家的生活，成为个人和国家形成善的一个基础。个体在具备直觉性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明了善的行为目的，通过权衡这一话语性知识，便可使自己行为的方式符合善的需要。在亚里士多德对善的描述中，个人的善是身体的善、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的三者结合，前两者又与第三种相区别。在身体的善中，包含着“健康、强壮、健美和敏锐”，在灵魂的善中包含着“节制、勇敢、公正和明智”，在高扬身体价值的前提下，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而这两种内在的善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表达，正如他所说“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生活”，所以外在的“财富、高贵出身、友爱和好运”是内在的身体和心灵的善的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10］。在这三种个人的善的描述中，也蕴含着向最高善——国家的善的迁移方式。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最高善，其他属人的善都是以其为目的，而城邦（古希腊的城邦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小的国家，为了理解便利，本文在后面将其都写作为国家）的善就是各种技艺的目的，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善。并且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完满的善应该是自足的，我们所说的自足不是指一个孤独的人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儿女、妻子，以及广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10］。所以亚里士多德作出如下论断：“尽管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因为，一个人获得这种善诚然可嘉，为一个城邦获得这种善则更高尚，更神圣” ［10］。在这一论述中，不仅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对个人善和国家善一致性的论述，但是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国家的善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的善的体现和实现方式也与个人的善相区别，目的在于形成“共同体的利益”，即在于利益的形成的公正的分配。但是有一点应当值得重视，也被当代的伦理学学者发挥：“一个东西之所以在国家层面是好的，完全是因为他在个人层面上也是好的。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国家层面上的善为个人层面的善提供了根据。对亚氏来说，如果什么东西在国家层面上是好的，在个人层面上却是坏的，那将不可思议 ［11］。” 2 古希腊体育运动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契合 如若单纯从当前哲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伦理学、政治学视角出发，无法非常直接地与古希腊体育运动建立直接的关联，但是当身体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中被挖掘后，古希腊体育运动，尤其是作为其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就能与古希腊的实践哲学形成互为印证，继而能在西方哲学发端之时树立体育运动的地位和价值。同时，古希腊体育运动中所存在的通向个体和国家的善和通向实践知识这两条道路是形成与实践哲学相互印证的重要条件，在社会历史层面上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也成为了古希腊哲学实践智慧的集中展示。 2.1 体育运动：通向个体和国家的善的道路 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重视，但是由于柏拉图主要持理念论的观点，所以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身体不能保证心灵的优秀，但是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一定会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拒绝过度的饮食”，但是柏拉图却又尖刻的指出日常的体育锻炼会让运动员变得缺乏适应性和懈怠，需要更多的睡眠［12］32。而亚里士多德高扬了身体感觉，重视体育运动，原因在于“健康的心灵取决于健康的身体”，“田径运动能让年轻人变成强壮、健康的公民并能在战时保卫雅典在和平时为雅典服务”［9］47，这就非常直白地印证了实践智慧中对身体性的强调和伦理学、政治学意义。而下面所阐述的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两个隐喻便展开了个体善的提升和国家稳定这两大实践智慧的意义。 2.1.1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 古希腊先民普遍存在着自然崇拜和人格神崇拜，一方面是对自然力量的畏惧，而另一方面也是对身体不朽的追求，然后太阳的东升西落，季节交替和风雨雷电，使得先民认识到“运动”（这里的运动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非体育运动）是自然力量的本质所在，所以先民用自己身体的运动来“模写”自然的运动，所以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就形成了“模写”自然崇拜和人格神的作用［13］。从对古代神话和身体运动的研究出发，这种“模写”作用的一个反映便可诠释为身体——自然隐喻，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体育哲学学者C.Jane和Darwin就揭示了各种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存在着大地与天空是身体——自然隐喻的两个方面： 他们转述了早在公元前522年-443年的Pindar的记载，“赛跑、铁饼和掷标枪、搏击、摔跤和战车比赛都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认为其中“摔跤、拳击、赛跑和战车比赛都是与大地相关”，而“投掷性的如铁饼、标枪却与天空相关”，更深入地说，摔跤、拳击等运动模拟着人格神宙斯在大地上的动物代表——公牛，骏马的行为，而“甩出铁饼前所做的圆周运动正是模写着宇宙的一种秩序”，是一种对天空中太阳东升西落的圆周运动的模写，所以“铁饼只要求达到最远的距离，而不是击中某个目标”，但是圆周运动只是铁饼运动的一部分，这也暗示着“人是无法完美地展示这永不停歇的太阳的运动”。而人投掷标枪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古希腊人格神宙斯投掷其武器——雷电的动作，标枪在天空中的划过的轨迹也模拟着流星从天空中滑落的过程［13］。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实质上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完美的追求，也着重实现了身体在人与自然进行交流沟通时的关键性地位。这样身体，尤其是身体的运动，成为了实现人能力提升和对完美追求的先决条件，是模写了完美的天空和太阳。由此引发出的身体观便不同于近代心物二分观念深入人心后的身体观。在这一身体观中，首先，善和身体的美相关联，古希腊人对身体的一个信念：“（身体）超越战争、超越性爱，对身体特定但是却普遍的一个信条：美貌由德性而来，成为美的才能成为善的” ［12］，而体育运动正是形成身体的美的一个最佳途径；其次身体的美所形成的善更是一种社会的教养，这样身体又与社会规范相关联，Norbert Elias更深一步地解释了古希腊时代的善是不同于我们当代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与军人和有教养的人的培养相关”，而“身体形象是其中的主导因素” ［14］。最后，体育运动中的身体又是行为的身体，是趋向于美的身体，是个人趋向于善的过程，同时具备了善的目的和过程。所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自然隐喻从实质上是一种善的体现，更为确切的说，是一种个体的善的提升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智慧个人的善的实现、展现的一种方式。 2.1.2 古希腊体育运动中的个体——国家隐喻 如果说古希腊体育运动中存在的自然——身体隐喻是一个个体层面上善的追求，那么古希腊体育运动中蕴含的个体——国家隐喻则是一个社会的、群体层面上的善的追求。然而这一个体——国家隐喻就体现在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场地、规则和教学方式的设置上，其中“正义”理念是隐喻的内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