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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种种价值说教，其核心无非是一个“利”字，这种以利益为驱动的价值建设模式贻害无穷，已经造成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道德行为的失范。当代价值重建，必须摒除“以利为上”的价值导向。“我们过去有一个价值理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强调阶级、集体、国家等不同层次的利益，其核心实质上就是一个‘利’字。”④以当前的“诚信”观念为例，出现了单一从社会交往、功利化的角度来理解诚信的倾向，丧失了儒家从德性和人格成就立场理解诚信的本来立场，表明社会存在严重的以利相逐的倾向。这种纯功利化的观念与自我成就的诚信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大大损害了诚信道德的重建。应当重新树立起诚信等价值观念道义至上的原则，方能从本源上端正风气，扭转颓气。 他指出，与功利性相伴的典型表现就是极端消费主义，只有儒家的“中和”观念才能对之加以扭转、调整。“在我看来，其最根本的弊端就是其文化观念上的极端消费性。我觉得，这个文化价值观念的调节，中国儒家“中和”的观念最合适。”②③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13、267页。先生对当前社会泛滥成灾的极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深表忧虑，屡以“死亡列车”为喻表明这种思潮的危害。呼吁人类应该有所“知止”，“要建立起自我的认同。”② 关于儒学价值的当代重建，李先生认为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着手。理论方面，其《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一书反复提出，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有所改变，要注重哲学与哲学史、思想生产与学术研究的区别，要构建“属于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形态。关键是要接续传统中“思想生产与思想史学术研究之相互共生的‘立言’方式”，这“对纠正当前哲学理论与哲学史抽象对峙的状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③实践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使得民众生活有所皈依。儒学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关联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对此颇有切肤之感，认为由于长期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化，造成了儒家“血脉”的断裂，为了接续“血脉”，需要恢复经典的讲习、礼乐教化，最根本的则是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这是儒学传承的最重要载体。 三、小结 以上简略概述了唐、李两位中国哲学学者对价值论的阐释，尽管两位先生所处时代、地域，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并不相同，然皆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理解和热爱，反映出中国哲学界研究价值论的某些共性。 首先，皆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凸显了归宗儒家的价值立场，既显示出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又处处洋溢着中华文化的自尊自信。唐先生的中西比较、归宗儒学的特色自不用言，李先生的行文中亦处处透露出中西映照，以中救西的儒家学术立场。他认为在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之际，既须抱有开放之胸襟、世界之眼光，同时更要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实现“世界性”与“本根性”的共存。 其次，忧时救世的现实批判。二位先生皆对现实社会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敏锐的洞察，尤其注意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学习、研究带来的双重影响，特别警觉到其中的负面影响和文化霸权主义，诸如二元论、外在论等。紧密关注伴随西方思想而带来的西方价值观念所引发的社会生活问题，诸如消费主义、原子个人主义等，并从根源上指出其病根所在，强调中国的“太极阴阳论”“中和”论、孝道论可以有效改变、对治西方价值观念引发的社会问题。 最后，从理论建构和工夫实践的双重角度提出了传统价值的重建发扬之路。皆强调在吸收、消化西方哲学优长的前提下，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把传统经典的学习阐发与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构建结合起来。二位先生都以切身体会论证了中国文化价值的“归位”必须走以身体道的实践之路，真正实现先圣所教导的“仁智双彰”。而事实上，二位先生皆是修身有道者，都经历过价值上的困惑，如李景林先生坦承，“我们这代人有很多的困惑，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现代（五四）以来反传统思潮所造成的文化上之无根、价值上之无据，以致在纷至沓来的西方观念中很难达到实有诸己的真切之价值认同。”李景林：《教化的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故其对于传统哲学价值的精妙阐发乃多年深思体道践履所得，洵为真实有得之言，体现了传统价值诠释的新成就，对于今人理解传统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者：徐佳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