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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理学”体系的建构方法及境界说 第三个时期是40年代，以构成“新理学”体系的“贞元六书”为代表。“新理学”体系的建构显示了冯友兰哲学上的气魄，他以重建形而上学的姿态应对西方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非难，这是古老的中国哲学第一次主动参与到西方的哲学讨论中去，并且将水平提高到可以对话的层次。在这里我们仍然要肯定中庸思想在“新理学”体系中的位置，并且作以下两个方面的说明： 1.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方法，体现为“旧瓶新酒”，中西融合的体系结构及“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并重的理论模式。冯友兰区分真际与实际，认为哲学只对真际有所肯定，而不特别对实际有所肯定。所谓真际或纯真际，并不随着人对于实际知识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在某一时期，没有全新的哲学，只有较新的哲学。因此对于古人的一部分关于真际的理论，至今还有哲学的兴趣。“一时代之哲学家之哲学，不是全新底，所以是‘上继往圣’。但其哲学是较新底，其力量是全新底，所以可‘下开来学’”[5]17。新理学正是上继往圣，“接着”程、朱理学讲。冯友兰又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他比较欣赏西方的理性主义。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将儒学中的“理”“气”“道体”“大全”等传统范畴，抽象成纯形式的空的概念。冯友兰重建形而上学的过程，“既可以看到新实在论的影响，又渗入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念”[6]。这与同时期建构本体论的金岳霖不同。金岳霖的体系虽则以“道”作为最高范畴，但一来不是接着程朱理学讲，二来不是采用传统的哲学概念，而是创造出“式”“能”等新的名词，所以冯友兰说“我是旧瓶装新酒，他是新瓶装新酒。”[2]215与金岳霖相比，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更明显地表现出新旧结合、中西融会的气象。冯友兰又提出“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在《新知言》中，冯友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说明：“真正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而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而上学不能讲，讲形而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而上学的方法。”哲学所讲，有些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但哲学正是要对不可思议者思议，对不可言说者言说。“新理学”提出的四个主要观念（“理”“气”“道体”“大全”）中，“气”“道体”“大全”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观念。正底方法，只能对于经验作逻辑地释义，对于那些没有内容的空的概念和命题，就无能为力了。负底方法正好克服正底方法的局限，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加以思议言说。它采取的办法是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唐代佛学所擅长的，即澄观默视、证悟体会的方式。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正底方法”在西方得到充分的发展，而“负底方法”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展，“正”与“负”的结合，又得一中道。 2.中庸思想作为一种境界，体现在“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追求上。“新理学”体系中，《新原人》主讲人生。根据人“觉解”的高低，人生可以分为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的精神境界是一个在不断觉解中从低到高发展的过程，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又高于功利境界，而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天地境界，是指对宇宙人生有最高的觉解，能够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的同天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因为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对宇宙人生有最高的觉解，“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并且自同于大全。”[5]569“道中庸”是说处在这一境界的人，即所谓“圣人”，他所做的事仍然是“洒扫应对”等一般人所做的事，并不离开日用常行。四种境界中，冯友兰最重天地境界，四境界说不仅是第一次在中国哲学上提出了人生境界问题，而且将儒家的精神文化尤其是中庸思想提到很高的地位。 四、新时代的“新”与“旧”思考 第四个时期是50年代以后直至1990年，代表作是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晚年坚持完成的《新编》，在他看来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他将此意义概括为“旧邦新命”。这是《诗经》里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解释说：“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旧邦新命’的意义。”[2]305我们理解，“旧邦新命”，即是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现代化发展的关系处理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对中国过去的哲学是肯定还是否定，当时人们都有疑问。在这一点上冯友兰持一以贯之之中道。对待传统文化，一味简单化的粗暴处理都是不恰当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营养；中国现代的哲学体系，冯友兰认为，也需要中国古典哲学来提供营养。在50年代中期，冯友兰就曾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来讨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新编》可以看作是50年代精神遗产继承问题的继续解决。它要解决的任务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2]311。《新编》作为新时代的哲学史著作，不仅仅只叙述过去的哲学史，同时还要承担新的使命，即给要实现的“新命”提供营养。冯友兰试图以中道观调和“旧邦”与“新命”的矛盾，并且在他看来，二者确实是可以调和的。 纵观其一生，冯友兰在20年代企图打破东、西文化的界限；30年代以“释古”撰写《中国哲学史》；40年代以“旧瓶装新酒”建立“新理学”体系；50年代提出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一直到晚年的“旧邦新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哲学思想中一脉相承的特色：他永远理性地站在对立事物的中间，试图寻找一个妥帖处理问题的“中道”。他说他一直在左右摇摆，其实一直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他经常名之以黑格尔的“正”“反”“合”，实不如儒家的中庸之道更为恰当。这正是冯友兰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言志的思想。作者：张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