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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胡适、周作人们与陈独秀、李大钊们的人道情怀都深藏浓厚的人文关怀，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问题的根本在于，胡适们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从事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而陈独秀们则力图以开启了革命机关的启蒙哲学谱系开创一个新文化、新文学乃至新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胡适们的人文情怀并不是站在“君临”的态度上指导下层民众去“打富济贫”，而是以一种自觉的形式在机会均等的秩序中获得“自我”，这也是后来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与李大钊反复论争的焦点之一。在胡适那里，“问题”一直是真正的关怀，是要帮助下层民众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不是来一个概念上的抽象的(主义)“运动”。他说：“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社会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38）在胡适看来，这样异化而来的人道主义乃是最大的非人道。胡适的思想谱系用在新文学建设上是一种“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思维，恰与周作人的所提倡的“平民文学”走到了一起： 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慈善这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学者，见了一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便安心走过。捉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给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但他有他心里的苦闷，来酬付他受苦或为非的同类的人，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他们用一个铜子或用一元钞票赎得心的苦闷的人，已经错了。他们用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买得心的快乐的人，更是不足道了。伪善的慈善主义根本里全藏着傲慢与私利，与平民文学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39） 在周作人看来，人道主义是“全体的人的生活”，不是那一类、那一部分人或那几个人或多数人的生活；人道主义不是“慈善主义”，“慈善”形式的人道只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真正的人道主义与居高临下、替民做主的知者、智者、能者姿态无关，那种施舍式的“慈善”是一种反人道的“傲慢与私利”，是一种“伪善”的人道主义。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这种人道情怀即是英国学者Susan所总结并解读出来的意念：“人的胸怀应容得下整个人类，不必区分中外。”（40）正是这种“大人类”的价值判断为周作人日后的人格精神流变埋下了伏笔。 如同内容决定形式一样，思想谱系决定文学气质，两副面孔下的人道主义文学也在歧义中分道扬镳。 四 如果说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那么围绕这一精神事件，文学史研究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竭尽全力令其还原历史发生的真相，以便在“再现过去”的意义上“关照现在”，更“映照未来”。走进新文学的博物馆，笔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当年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是怎样“共同”作战的，我更关心的是他们是怎样在共同的名义下把自己的个性化文学观念“借助”《新青年》这类平台“施展”出来的。也许这也是笔者业已习惯的“问题意识”吧！（41）关于新文学先驱的一切，我们无法完全走进那个“现场”：刀光剑影已经暗淡，鼓角铮鸣已经远去，留下的是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历史的脚印何处寻？换句话说，除却原始文字，人道主义文学两副面孔的流布在哪里还能得到求证？围绕这个以人道主义关怀为旨归的精神事件，笔者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当事人与后来者（另一种意义上的当事人）的外延式佐证；一是关于人道主义文学的全盘反思。 首先，一个事件，两个版本。其实，这里说一个事件无可非议，但是说两个版本就有点牵强。不过，这里只是说两个典型的版本而已。一个版本是赵家璧主编，193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另一个版本是1979年北京大学为首编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的《文学运动史料选》。对第一个版本中的《建设理论集》，我们看到的有50篇文章（不含《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胡适和陈独秀的答问），其中分为三大部分，即“历史的引子”、“发难时期的理论”和“发难后期的理论”。细分，第一大部分只有胡适自己一篇文章“逼上梁山”，第二、三部分的49篇文章胡适占据19篇。这样50篇中胡适共有20篇，占40％。《新青年》的主撰陈独秀除却《文学革命论》外，还有《答胡适之》的回信，充其量只有一篇半。同仁中的钱玄同7篇，刘半农2篇，蔡元培1篇，不同意见者林琴南2篇，余下的则是多属“新青年”的后辈诸如傅斯年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作人，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都是真知灼见、字字珠玑的文字。不难看出，胡适之外是钱玄同和周作人的文章居多，但细分之下，钱玄同的7篇中竟有书信3封，更为显眼的是，钱玄同的7篇中与胡适有关的就有4篇，它们分别是《寄胡适之》、《答胡适之》、《尝试集序》、《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胡适答）》。应该说，胡适和周作人的文章才是货真价实的“建设理论”的纲领。这里，李大钊这样参与轮流编后记的《新青年》主干人物以及鲁迅这样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作者也不曾留下只言片语。在胡适自述当初赵家璧先生让其出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而不能“推辞”时，他已经是胸有成竹的编选家了。不过，他在“导言”的开始就写出了这样虽属自谦但也符合历史实际的话：“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时间太逼近了，我们的记载与论断都免不了带着一点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观的，严格的史的记录。”（42）胡适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主观情感”不说，单就自说自话就有“老胡卖瓜”之嫌。不必讳言，这个版本上的文学思想谱系自然是“人人”式的人道主义。 对第二个版本，把“‘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为若干部分，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论人民民主专政》，虽属“节录”，但还是赫然入目。接下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共有34篇。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节录为首篇，加上《庶民的胜利》、《Bolishevism的胜利》、《新旧之思潮激战》、《再论问题与主义》、《什么是新文学》、《致胡适——关于<新青年>的一封信》，共7篇，占25.2％。其他人物依次是，鲁迅7篇，胡适4篇，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各2篇，蔡元培、瞿秋白、沈雁冰各1篇，反对派人物林纾3篇，其他人傅斯年等学生辈的文章若干。思想革命引领着文学革命的方向，李大钊的思想以独占鳌头的权威性言论被认定为纲领性意见，而他的文字正预见了这一“局部”（一部分人对一部分人人道或说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人道）人道主义的气运：“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43）从局部的“桐叶”窥见了“天下惊秋”，这就是远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又一版本的客观性。 的确，无论是自述承认主观性还是集体追求客观性，这已经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文学基于普遍人性”和“阶级性”等论争，这一路走来的新文学步履为本论提供了思想史的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