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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明确提出了“评判的态度”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从而高屋建瓴地制定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此，一场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骎骎而起。 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不久，即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了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的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就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1]在这些反对声中，现代新儒家的抨击是相当突出的。鉴于过去较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这方面研究的拓展。 一 “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遭到现代新儒家的强烈批评与抨击，首先在于二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 如上所述，“整理国故运动”是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起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场学术运动。它影响广泛、构成复杂，但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那些深受胡适影响的新文化派学者。他们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本人就说：“在我看来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有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 [2](P175)。由此可见，“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是一种鲜明批判态度。毛子水甚至直截了当地论断：“国故是过去已死的东西”[3]。顾颉刚也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4](P28)。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始作俑者，胡适更是曾以“捉妖打鬼”一词来概括“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他还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5](P105-106)。他后来且感叹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6](P679)。 而与此相反，现代新儒家则强调对传统文化应抱有“同情与敬意”。因此，当“整理国故运动”将“国故”视为“已死的东西”或应“送进博物院”的“古董”时，他们自然无法容忍。熊十力便曾经指责说：“今人对旧学观念，除唾弃不顾外，只有玩古董之心理”[7](P176)。马一浮也谆谆教诲其门人曰：“诸生欲治国学，有几点先须辨明，方能有入。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8](P5)。此后，唐君毅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归咎于“整理国故运动”。他说：“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之整理国故之口号，亦是把中国以前之学术文化，统于一‘国故’之名词之下，而不免视之如字纸篓中之物，只待整理一番，以便归档存案的。……于是一切对中国学术文化之研究，皆如只是凭吊古迹。这一种观念，我们首先恳请大家将其去掉” [9](P480-481)。牟宗三也说：“我们的文化不是个死的，而是个现在还活着的生命，还需要奋斗、要自己做主往前进。若是把我们的文化限在过去，而只划定为考古的范围，直成了死的古董，这样不是把中国文化看成活的文化，这种态度根本上即是错误的，骨子里即是认为中国文化是死的、现在已不存在了。……这个态度本身即是个轻视中国文化的态度，是相当不友善的” [10](P90)。 概言之，现代新儒家认为胡适等人通过“整理国故运动”这种“考古董”的方式，只能求证“死的历史”，其后果“必不可免地会造成文化心灵之闭塞和文化生命之委顿”[11](P5)，所以必须坚决抵制。 二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强烈抨击“整理国故运动”，还在于二者对儒学的评价有着根本的差异。 客观来看，“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鲜明的批判态度，却也并非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他们主要攻击的是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而对于其他学说尤其是先秦诸子学却是予以了大力的弘扬。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在日记中质问道：“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12](P91)此后，他更是选择了先秦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的结合点正在于突破儒学的桎梏而使诸子学说得以彰显。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便写道：“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他并且还明确表示：“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13](下册P775-776) 就《先秦名学史》的内容来看，胡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诸子学说。而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则更是完全打破了独尊儒术的传统学术格局。对此，胡适晚年仍十分得意地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2](P210)。他还自我评价说：“‘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术。”[2](P249) 除了胡适之外，钱玄同、顾颉刚等“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也对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钱玄同即曾论断：“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孙虽然布满天下，可是他老人家底地位实在跟墨老爹、庄先生这班人是平等的”[4](P281)。顾颉刚也提出：“研究中国的古学和古籍，不得不从诸子入手，俾在诸子方面得到了真确的观念之后再去治经。子书地位的重要，于此可见。”[14](P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