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明学创始人 王阳明 张灏先生认为：从1895年到1925年，也就是从清末维新到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不过，假如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现代性转型的起源可能更早，以日本京都学派的看法来说，宋明的中国已经进入经世，已经发生了早期的近代化。我个人的看法是，至少从明代的阳明学开始，中国已经有了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一 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超越世界的衰落。超越世界是轴心文明的产物。在轴心文明之前，人类的原始神话、史诗和文献是人与神的世界混沌一片，未曾分化的。轴心文明诞生了人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超越世界。按照张灏先生的观点，这个超越世界是指人们相信在经验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与此在世界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更真实，更本质，拥有三重性质，一是终极感，认为超越世界是经验世界中万事万物的终极源头；二是无限感，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具体有限的，但超越世界是无限的；三是神圣感，当人们想到超越的时候，总是带有崇高敬畏的感觉。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这些轴心文明虽然超越的方式不同，但都有这样一个超越世界的存在，它与现实世界构成了紧张和冲突，现代性之前的人类文明都充满了二重世界的紧张性，也使得古代世界显得非常的有张力、有节制和有意义。 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和展开，这一起源于轴心文明的超越世界开始衰落和解体了。马克斯·韦伯讲，现代性是一个祛除神魅的过程。这一神魅就是超越世界。艾森斯塔特进一步引申韦伯的话说：“现代性的局限在于宇宙为神意注定的合法性逐渐失效了，只有当已经设定的宇宙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现代性是超越世界的坟墓，一个祛除神魅的世界就是世俗化社会，所谓的世俗化，不是说不再有宗教，或者任何超越世界，而是说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信念和制度规范的正当性不再来自超越世界，来自另一个世界，而是此时此地的人们自我立法，自我决定，人是自由的，有自由的意志和理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运用理性设计理想的未来。 现代性是人的自主性的体现，但每个人都自主，都自主决定好的价值和好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如何可能？价值的普遍性如何可能？欧洲启蒙时代早期有自然法，有理性主义，试图以理性的法则取代宗教自我立法。一个理性的世界虽然不具有超越性，但依然是客观的、普世性的，这是启蒙的基本法则。但是，启蒙的理性到19世纪以后却发展出各种各样现世的乌托邦，各种各样全权性的意识形态，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反而成了新的压迫性机制。于是从启蒙内部发生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到尼采，走入反理性一途。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后现代大潮席卷思想界，本来替代超越世界的那个客观的、普世化的理性被判定为是虚妄的宏大叙事，理性世界也崩溃了，剩下一个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世界。这乃是超越世界解体之后所引发的系列连锁震荡。 世俗社会的另一个含义，乃是承认人的现世欲望的合理性，承认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是人生的基本法则。轴心文明所遗留的思想遗产，乃是“两个世界”的基本预设，各种轴心文明虽然表述不一，但都将人分为“精神的自我”与“欲望的自我”，超越世界所代表的“精神的自我”是现实世界中“欲望的自我”的主宰。近代的世俗化将“欲望的自我”从超越世界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价值上的合法化。人的欲望从潘多拉盒子中跳出，从此再也无法收回，到了今天，已经激荡为全球性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史华慈非常敏锐地指出：世纪之末出现的物质主义与19世纪的物质主义进步观不同，后者还联系着伦理关怀，现在携着全球化所出现的，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末世救赎论，这种新的千禧年主义以科技经济进步为基础，非常乐观地相信人的各种欲望乃至精神的快乐，都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丰富得以满足，就像“百忧解”这种药片一样，人们不再需要宗教，不再需要人文和伦理关怀，就可以在现实的世俗之中获得物质的救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