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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中国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的？过去总是讲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冲击的结果，是一种所谓的“后发现代化”。这一说法现在看来大有问题。张灏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叫做“刺激”与“发酵”。意思是说，从思想层面而言，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思潮的刺激之下，中国轴心文明中的另外一些非主流因素开始发酵，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内在的正当性和历史资源，比如儒家经世传统的重新激活，佛教、墨家等诸子百家的复兴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现象，是中国思想内在变动的结果。张灏先生认为：从1895年到1925年，也就是从清末维新到五四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不过，假如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现代性转型的起源可能更早，以日本京都学派的看法来说，宋明的中国已经进入经世，已经发生了早期的近代化。我个人的看法是，至少从明代的阳明学开始，中国已经有了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为什么这样说？现代性的发生和世俗化的开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是宇宙观的变化。传统世界的宇宙观是一个有机论的世界观，神或自然居于整个世界的终极或顶端，整个世界是一个存在之链，因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只是这有机世界中最有灵性的一部分，依然要服从神或天意的法则。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新教改革虽然将人从神性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世俗生活和意志自由的价值和意义，但整个宇宙观还是中世纪的。欧洲一直要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主义的出现，宇宙观才发生一个大变动，从传统的有机论宇宙观变为现代的机械论宇宙观，因而才有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而完全进入了“现代”。 中国的现代性变迁也同样如此。之所以说明代的阳明学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乃是“个人”通过良知已经在阳明学之中获得了解放，虽然良知还在天理的世界观之中，但重心已经不在普世的天理，而是个人的良知。王学之后王心斋和李卓吾分别从“意志的个人”和“私欲的个人”两个层面，肯定了“个人”的内在价值。中国式的科学革命和理性主义运动发生在晚清，公理世界观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宇宙观的解体和现代宇宙观的诞生。因而才有五四那样激烈的启蒙运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世俗化乃是从明代到晚清再到五四逐步变迁而来，这是中国思想内部地壳运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对西方的被动反应。到了五四运动之后，甚至连公理也不提了，思想界只讲公意(general will)，乃至民意。从天理到公理，再到公意，最后到民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世俗化和超越世界的解体，不是一个突变，而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内在演化。天理的超越世界在明代阳明学那里，从良知和人欲两个方面被打开缺口，到晚清天理世界观被公理世界观替代，但公理世界观虽然不具有超越性，但仍然具有天理世界观的世俗特征，具有客观性和普世性。到五四时期公意逐渐替代公理，公意作为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意志，是人自我立法的产物，但多少还有稳定性和客观性。然而，到1925年之后，连公意也被民意颠覆，只看此时此地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意志的时候，民意便完全成为主观的、变动不居的东西。由于缺乏相应的民主制度，民意无法通过制度的程序呈现，各种政治势力皆宣称自己代表民意，成为“被代表的民意”。由于超越世界的消失，神圣性被解魅，现实世界中冒出各种意识形态，冒充神圣性，从国家、公意到神魅人物，都在自我神化，冒充神圣性。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到20世纪的极权主义，都与凡人凡物冒充神圣有关。这些神圣之物、神魅人物由于不具有超越性，都在历史的实践里面暴露出凡俗的一面，最后一一以历史的悲剧收场。 四 当超越世界逐渐衰落，而且连超越世界的世俗形态也衰落之后，这个世界便变成完全是人造的世界，一个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建构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然是人的自由意志建构起来的，那么传统世界中那些有意味的部分便消解了，你的意义不是我的意义，我的“好”也不是你的“好”，甚至各有各的民意。价值失去了超越世界的基础，失去了客观性和普世性。人们相信，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乌托邦，创造一个新世界，制造时代所需要的新人。如今“制造”和“想象”大为流行，“想象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超越世界崩盘之后世俗社会的特征。然而，超越世界难道真的消失了吗？世俗社会中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何在？人心中的价值源头何在？这个问题今天已经是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中非常核心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世俗化社会本身的内在限制，超越世界不是被完全消解了，而是正在以某种方式在复活，后世俗社会中道德的政治化、伦理秩序的重建，乃至人文价值的重提，都是这一问题的体现。任何一种有价值意义的生活，它都具有某些超越的性质。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社会想象》中最后这样说：“在当今世界的世俗性里，宗教并非真的在公共空间里缺席，而是成为个体或群体的个人认同的核心成分。……这里的‘世俗’并不是人们惯用的松散意义下的‘世俗’(意味着宗教的缺席)，而是意味着宗教占据一种不同的位置，与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发生于凡俗时间里的意识并行不悖。”世俗社会中的超越与神圣，这不仅是西方的问题，或许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境遇。 (作者许纪霖: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