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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儒佛心性、理欲之辨 “道心”“人心”之说，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十六字心法”。由二程始，“人心”与“道心”乃成为理学的重要范畴，二程并认为二者的对立表现为“人欲”(私欲)与“天理”的对立。这一点在张栻那里也承继下来，并成为他反佛的重要武器。张栻说： 夫天命之全体流行无间，贯乎古今，通乎万物者也。……盖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为大，而命之理所以为微也。若释氏之见，则以为万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极本然之全体，而返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谓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识道心者也。《知言》所谓自灭天命，固为己私，盖谓是也。[1](P725) 张栻认为，“理”是天下之公理，非为我之得而私也。但是释氏则以为“万法皆吾心所造”，这是昧于“太极本然之全体”，在张栻看来，这就走向了“自利自私”，遂使天命不能流通。所以释氏所说的“心”就属于“人心”而非“道心”了。其实这不尽合乎佛教的本意，佛教说“心”虽然众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承认清净本心，此心一般与佛性相通，如佛教有所谓“即心即佛”的说法。而佛性恰是要排除引起人自身烦恼的“私欲”(贪欲)的，故此“心”是与“道心”相通的。张栻显然是出于反佛的需要，以为佛教只讲“人心”而不识“道心”，其目的在于要彰显儒家的天理。这一点对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有极大的影响。冯从吾就明确讲佛教只讲“人心”而不讲“道心”，说：“人丢过理说心，便是人心。”“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无善’二字。”“盖佛氏之失正在论心论性处与吾儒异。”(参见冯从吾《涂宗浚辨学录序》) 张栻还与朱熹等辨析儒佛“存心”说之异同。朱熹在来信中提及：“为佛学者言，人当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间，眼前常见光烁烁地。此与吾学所谓‘操则存’者有异同不？”[3](P966)张栻对朱熹信中所说表示赞同，说：“所论释氏存心之说，非特甚中释氏之病，亦甚有益于学者也。”[1](P685)同时也复信讨论了朱子所提出的儒佛“存心”说的异同问题。张栻说： 某详佛学所谓与吾学之云“存”字虽同，其所为存者固有公私之异矣。吾学“操则存”者，收其放而已。收其放则公理存，故于所当思而未尝不思也，于所当为而未尝不为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学之所谓“存心”者，则欲其无所为而已矣。故于所当有而不之有也，于所当思而不之思也，独凭藉其无所为者以为宗，日用间将做作用，目前一切以为幻妄，物则尽废，自私自利，此其不知天故也。[3](P966) 张栻认为，佛教所说的“存”与儒学所说的“存”其根本的差异在于，一是儒所存者为“公”，而佛所存者为“私”；二是儒所谓“操则存”，是“收其放”，是孟子所说的“求放心”，即把放遗掉的道德本心、公理之心寻找回来，而佛教的“存心”则是“欲其无所为”，使自己无事可做，因而当有者而没有，当思者而不思，甚至以“无所为者以为宗”，将眼前的一切视为幻妄，“物则尽废，自私自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佛教不知天道。这就从一个侧面把儒、佛的心性论严格区别开来了。 在理学家那里，“道心”“人心”的讨论总是与“天理”“人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张栻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道心”“人心”的关系不明，那么“毫厘之差，则流于诐淫邪道之域”，甚至“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1](P745)。他结合“天理”“人欲”关系对之加以说明： 试举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学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为天理而存之，以何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难明，人欲汹涌而易起，君子亦岂无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岂无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谓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学之道，以格物致知为先，格物以致知，则天理可识，而不为人欲所乱。不然，虽如异端谈高说妙，自谓作用自在，知学者视之皆为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盖乍见而怵惕恻隐形焉，此盖天理之所存。若内交，若要誉，若恶其声，一萌乎其间，是乃人欲矣。[1](P745) 张栻明确指出，天理与人欲有鲜明的分界，人生而有善的道德本心，如能格物致知，则天理可识，善的道德本心得以保持，此则为天理；相反，如果如佛教异端不识天理，而只是空虚“谈高说妙，自谓作用自在”，如所谓“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空谈“识心见性”，而丢弃本心天理于不顾，此“皆谓人欲而已矣”。孟子所说的人生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正体现了天理之所存。相反，如果丢弃此道德本心而追求外在的声名利禄，则是人欲。不过，他对儒佛关于“天理”与“人欲”的看法，还不同于有些人所认为的儒主天理，佛主人欲(如关学大儒冯从吾①)，而是对儒、佛关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做了具体的考察和详细的比较。他在《酒诰说》一文中说： 酒之为物，本以奉祭祀、供宾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丧身，即天之降威也。释氏本恶天降威者，乃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则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为饮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释氏恶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则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穷极奢侈，释氏恶之，必欲衣坏色之衣，吾儒则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恶淫慝而绝夫妇，吾儒则去其淫慝而已。释氏本恶人欲，并与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谓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释氏恶其泥沙之浊，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则无水可饮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释之分也。[2](P3) 显然，张栻并不是一般地、笼统地从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角度来批评佛教，而是通过揭露释氏关于正常人欲观念上的错误认识，以彰显天理。他举例说：酒是用来祭祀、供宾客之用的，不可否认，饮酒过度会使人“失德丧身”，但适度地饮酒是可以的，只是不能过度地酗酒。但是释氏却要绝对禁止它，这则是不可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穿衣吃饭的，这是正常的人欲，儒家反对的是过度的追求奢侈，但是佛教却主张以吃素、蔽衣来磨砺自己的身心，这也是不足取的；还有，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是人伦日常正常的关系，儒家也不反对正常的夫妻性关系，只是不主张纵欲和淫乱，但是佛教因为痛恨淫欲而戒色出家，禁绝正常的夫妻生活，这也是不可取的。张栻认为，佛教因讨厌“天降威者”，结果到头来连“天之降命者”也抛掉了。而儒学则不然，仅“去其降威者”，而“天之降命者自在”。意即儒学的目的是要彰显天理，而佛教则走到了极端，连合乎天理的行为也不要了。他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就如同担心泥沙会使水变混浊而“窒之以土”，结果连喝的水也不要了。而儒家是把水中的泥沙加以澄清，使水变澄清而已。张栻认为，合理的人欲中包含着天理的内容，只是这些“人欲”需要以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加以约束，这就是儒、佛在天理与人欲上的区别。这里也可以看出，理学家并不是要“灭人欲”，而承认人有正常合理的情欲。 张栻又指出：“如饥食渴饮，昼作夜息固是义。然学者要识其真，孟子只去事亲从兄指示上做的当，释氏只为认扬眉瞬目运水般(搬)柴为妙义，而不分天理人欲于毫厘之间，此不可不知也。”[1](P747)意即“饥食渴饮，昼作夜息”这是正常的人欲，是合乎天理的。不过，儒家的关注点不在这上面，而在于“事亲从兄”等体现道德本心的伦常之事上，但佛教却关注的是“扬眉瞬目”、“运水般(搬)柴”等细微的举动，以为其都具有真谛妙义，但这些并非能彰显天理，甚至还可能包含人欲的成分。他指出，此正说明释氏“不分天理人欲于毫厘之间”。[1](P7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