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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立身行事的表率。孔子倡导并践行的君子人格后来成为中国人追求与效法的楷模。那么，君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概括地说，君子是具有道德修养的人，他们能够自律，有仁爱之心，有是非感和羞耻感，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孔子谈到君子的言论很多，其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中国古代关于“文”和“质”关系的最早表述。那么，究竟什么是“文质彬彬”呢？ 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和谐依存 “文”与“质”的含义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孔子那个时代，其含义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知道，在孔子的心目中，周代的文化是非常灿烂辉煌的，因此“周礼”——周代的礼乐仪式与道德规范就成为孔子追求的目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这样的语境中，孔子所说的“文质”就与“周礼”有关了，简单地说，“文”就是礼的外在形式，“质”则是礼的内在精神。比如孝顺，在父母面前早晚请安、行礼，这是孝顺的外在形式，而内心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才是孝顺的内在精神。离开了内在精神，礼只剩下表面的形式，那也就一文不值了。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就应该是既能娴熟地遵守运用各种礼仪形式，又能诚笃地信奉礼的内在精神，使“文”与“质”相和谐。因此， “文质彬彬”原本是对君子人格的要求，而且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质”胜过“文”就会显得粗野，缺乏教养，算不得君子；反过来，如果“文”胜过“质”，则显得繁缛虚浮，也不符合君子的要求。只有“文质相符”才是真正的君子。后世人们常说的“名实相符”“表里如一”，都可以看作是这种君子人格的表现。 汉代以后，“文”与“质”这对概念渐渐演变为对文章词赋的评价标准。例如东汉的王充认为文章的“文”与“质”应该相符合、相和谐，他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论衡·超奇》）这里强调的是“文”产生的必然性以及“文”与“质”的相互依存关系。王充在孔子的基础上，把“文质说”引入文章评价中，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充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例如，著名文论家刘勰指出：“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这就是说，“文”是要以“质”为依据与凭附的，就像水面上的涟漪要靠水流动不已、变动不居的性质，树上的花朵要依凭树干的坚实一样。这就是“文附质”。反过来看，“质”也需要“文”来表现，就像虎豹虽有凶猛之性，但如果毛皮上没有绚丽的色彩与花纹，看上去也就和牛羊差不多了。这就是“质待文”。在这里刘勰通过举例来说明文章词赋的写作一定要文质兼备，不能有所偏废。 中国历代文艺经典的美学共性 这样一来，“文质彬彬”就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历史悠久且具有普遍性的审美标准，在做人方面要求内在品质与言谈举止相符合，既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又有优雅的外表；在诗文创作方面要求既有充实恰当的内容，又有华丽精美的形式。然而，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容易达到“文质彬彬”的标准一样，在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真正做到文质相符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少数。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重质轻文，或者重文轻质，常常会出现偏颇。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时期里，在具体创作中开始会比较注重内容，要求实际功用，但渐渐就会偏向于形式，注重辞藻韵律，于是就会有人出来矫正时弊，促成文质兼备的好作品的出现。久而久之又会重复以前的偏失，如此循环往复。刘勰、钟嵘对齐梁文风的批评是一种矫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是一种矫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唐宋派”的诗文复古运动依然是一种矫正，其目的都是追求“文质彬彬”的诗文境界。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凡是可以名垂千古的名篇佳作，无一例外都是符合“文质彬彬”这一审美标准的。这些作品至今依然为人们所喜爱，依然能够给人以美感和教益。而那些只有华词丽藻、炫人耳目的作品，或者“质木无文”“平典似道德论”的作品，早已被历史淘汰。 中国文化传统宛如一条延绵不息的大河，永无断绝。正如孔子提出的诸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许多道德准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还具有指导意义一样，“文质彬彬”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在今天也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有人会说，像小说、诗歌等传统的文艺形式固然要讲文质相符，现在大众文化成了娱乐文化，进入读图时代，旧的审美标准已经不适用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即如电影而言，有一个时期，在好莱坞大片的影响和现代科技、商业利益的刺激下，我们有些曾经拍出过很出色电影的著名导演也极力追求形式上的新奇刺激，制作出了一些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却忽视了内容上的深入挖掘，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的影片，结果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怪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还有不少电视综艺节目，过于注重形式上的光鲜亮丽、场面的热闹，缺乏真情实感的投入，不能深入人情事理，看后不会让人留恋和回味，这都是重“文”轻“质”的表现，和六朝时期的骈体文、宫体诗有“异曲同工”之处。 真情实感与精湛艺术的兼备兼美 那么，如何才能在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中继承发扬传统的“文质彬彬”这一审美精神呢？ 根据中外历代文学艺术的经验，这里首先是一个对待文艺的态度问题。文艺不是生活的点缀，不是可有可无的嬉戏玩乐。古人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之为德也大矣”。文艺是人类生活中的大事，与世道人心相关联，不能轻率为之。古人对待文艺的严肃态度是值得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其次就是要表现真情实感，王充说的“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正是强调真情实感，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强调感情对文学的首要意义。可以说，在文艺创作中，真情实感是“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还有就是深厚的生活积累，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深入了解与体察。前些日子由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有很高的收视率，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作品中蕴含的厚重的生活积累是打动人的主要原因。尽管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个别人物甚至有些概念化，留着时代的印记，但是生活细节是真实可信的，作者对农民生活和农民心理的体察是深刻而真切的，因此能够给人以真实感。 有了真情实感和厚重的生活积累，就需要艺术表现方面的精益求精与创造性了。这里依然有一个态度问题，是精心打造还是粗制滥造，结果会迥然不同。 在谈论“文”与“质”的关系时，需要说明的是，二者不是两张皮，不是先有了“质”，再找“文”来表现它，无论是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还是在完成了的作品中，二者都是无法拆分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无论“文”与“质”关系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那些既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与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又具有良好艺术修养与创作才能的作者，才能创作出文质兼备的好作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