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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于是乎问题的循环往复便成为历史；同时，现实也无非就是问题的存在与发展，于是乎问题的纵横交错也便成为现实。此外，而世界则更无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世界，它总是由无数个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共同组成的。然而，就在这样一个问题的历史、问题的现实和问题的世界中，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的具体问题、一个社会可能会有一个社会的具体问题、一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个国家的具体问题、一个民族也可能还会有一个民族的具体问题，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还可能会有不同的具体问题，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然而，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又不能不让人眼花缭乱、惴惴不安，手足无措、应接不暇。《吕氏春秋•察今篇》中尝有云：“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于是乎，那些个在历史上饱尝压抑、备感困苦或者深陷迷茫中的人们，便总是将其彷徨、困惑和求助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转投向思想、转投向历史，转投向思想在时间流程中建构、定形与变异的连续性历史；于是乎，他们便越来越多地关心、关注和关怀于“古往今来的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这样一个既十分简单而又十分复杂的关键性的问题。与此同时，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前所述，既可以说是思想或思想史所要讨论的永恒主题，也可以说是思想或思想史本身所固有的核心、生命和不变价值之所在；否则，如果思想或思想史不能准确地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思想或思想史完全偏离了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么这样的思想或者思想史势必将不会得到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们的普遍关心、广泛关注和殷切关怀，势必将会因此而沦为似是而非、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空洞无物以及毫无用处可言的五花八门、不着边际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思想史亦必将不会拥有读者和市场。 那么，在先秦儒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何思何虑”？当是时也，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等等诸子百家们，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呢？这正是本书通篇所研究的主题。对此，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胡适云：“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而梁启超则亦云：“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由此可见，政治无疑乃是当时诸子百家乃至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心、广泛关注和殷切关怀的关键性问题；或者说，此乃其思想共同的永恒主题之所在。具体就诸子百家而言，当是时也，如前所述，本书认为，其所思、所虑当不外乎“治乱存亡”；而其所归、所致则亦不外乎“何以致中和”——其意旨就在于礼义陵迟、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时局中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人间正常秩序。正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且认为，此乃当时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之所在。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一关键性问题，而且还牢牢抓住并紧紧围绕着这一永恒的主题，进一步指明了正确处理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与思路；与此同时，他们思想理论中的前瞻性、穿透性与说服力都无一不有力地证明：他们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伦理学当然可以说是其有关思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然则政治学又可以说是其所有思想理论的根本和最终落脚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学问总是关切和关联着政治，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更为自己、为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学术。 本书明确认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那里，正确处理和根本解决这一真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就是中庸或者中道。在具体的语言表述上，它可以说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当然也可以说是处处守中、时时用中、固守本位、不失本心；同时更可以说是因地制宜、与时俱化、不走极端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在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那里，它却常常被一言以蔽之曰：“道”——这个“道”，可以说是人伦之道、人间正道或者天地之道，也可以说是“人道”、“政道”或者“天道”。它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既是理念，又是方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哲学的；既是伦理的，更是政治的。而用我们今天言简意赅、至平且易的话说，它大概就是所谓尊重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吧？ 本书同时认为，只要今天的人类自身还想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只要他们还想继续作为人类而不想异化成禽兽或者其它别的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头顶上的天仍是古已有之的那方天空，只要他们脚底下的地还是古已有之的那片土地，那么这个“道”，这个人伦之道、人间正道或者天地之道，这个“人道”、“政道”或者“天道”，这个“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这个堪称“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以及这个配享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道”，就永远也不会改变。这正有如董仲舒之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信哉斯言！ 本书进而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道统”问题，而且这个“道统”之“道”就是中道、中庸或者中和，而却不是什么所谓“仁”、“义”、“礼”、“乐”等诸如此类、零零碎碎的具体历史理念。因为即使在古人看来，它们也不是所谓形而上的“道”的本身，而是“道之具也”或者说是“道之器也”，是形而下的东西，而且它们是可以与时偕行、与时俱化，可以被不断地改造和演变的。作为一整套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从容地走来又从容地走过几千年历史的比较成形的传统价值理念和坚强信仰体系，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道统”应当说具有普遍而恒久的魅力。“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道无不在，或行或藏；“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行于“诸野”之人伦日用，或藏诸“九家”之所谓“道统”。只要悠悠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未曾中断或者未被人为地强加肢解和改变过，那么这个“道”或者“道统”就永远也不会变。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道”与“道统”的存续总是离不开人，离不开这一“政治的动物”，离不开他们的人伦政治和思想言行。这大概便是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核心和魅力之所在，便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藕断丝连、聚散依依并且最终总是要凝结成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整体以至今日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吧？换句话说，这是古往今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根，也是古往今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魂。肝胆相照、心心相印，若即若离、不离不弃。正有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之所言：“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然，你不仅完全可以说它是“亲亲”与“尊尊”，而且也完全可以说它是“仁”与“义”；同样道理，你更完全可以说它是“礼”。但其中的这个“礼”，却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形而下者，是与时偕行、与时俱化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这正有如《礼记•礼器》之所谓“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然而，你却绝对不可以不知“道”、不知“义”、不知“道义”或者“道统”——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变中的变，同时又是变中的不变；或者说，是形而上者。这亦有如《荀子•天论》之所谓“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慝则大惑。”信哉斯言！否则，你将既无法回顾于历史；同时，你又将无法面对着现实。当然，你更将无法面向或前瞻于未来。试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又要到哪里去——这既可以说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当然，它更可以说是一个哲学性问题。然而在事实上，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全面而准确地说出它的答案来；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根本上真正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