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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鼓应)先生刚才您讲自己的经历,我听了以后不知道能不能用王国维的“可信不可爱”来概括您的感觉,好像比那个还要复杂一些。我想知道,西方哲学,这个您无法从中感觉到生命的东西,对您后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还有,从信先生写的东西,找不到西方的概念。但是陈(鼓应)先生刚才就怀疑了,虽然找不到西方的概念,但还是能够在他的书里面找到西方思想的痕迹。听到这里我就有一个感觉,今天我们讲差异性是需要剥离的,需要我们从相似性中,从“一锅粥”的交往状态中把差异性剥离出来。 王博:信广来的研究,在技术上面接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大,在技术性的方法,就是文本的批评方法这方面他是绝对受西方影响的,表现出分析哲学的信念。其实我是比较欣赏这个路子的,我个人也说,他不用西方的概念,但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西方的训练。 刘笑敢:对于西方,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学它的文化精神,不是学它的技术层面,具体操作,那个其实是可以根据国情改变的,但是基本求真求实,这两条我觉得是不管你哪个学科到了现在社会都应该走的路,不要嘴上讲一套,实际上干一套,表面上发展科学,实际上马马虎虎。 陈鼓应:西方的理论系统非常庞大,抽象思想这些确实令我很敬畏。但我还是说,从我念大学,念哲学开始到后来搞研究,我始终觉得西方的东西好像是用一个闷锅似的东西给盖住了。上帝无处不在,从它的文化到哲学,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最后我找到了尼采,在尼采里面再找到庄子,然后再找到老子,然后先秦诸子。 主持人:从您的话里头,我觉得西学至少让您在西学和中学这个对应关系中发现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否则你怎么能让自己跳出来。回到刚才的话题上。王博兄刚才说西方人抓的是问题,柏拉图出来以后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各个时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中国是不是不同时代的人带着不同的问题,去找经典,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刘笑敢:我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说法是中国与西方都会不断地回到经典,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回到经典,这一点中国西方都一样,但是回到经典的形式不一样,西方人的回溯是找问题,回答问题,而且他对前面是有所分析和否定的,他觉得柏拉图讲的不对,所以虽说整个两千年西方哲学是柏拉图的注脚,可是这个注脚是批判性的,不断批判,最后没有人再相信柏拉图了,谁还相信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早就没人信了,但是问题还是柏拉图提出的,西方是回到经典,不断找新的回答,对这问题本身反省。但中国人是注释的形式,表面上是解释古人,实际上有可能是讲自己的想法。西方人直接讲这个时代的新的回答,中国传统表面上总是在替古人讲话。这是很大不同,糟糕的是现代有些学者意识不到到底是讲古人的思想还是在讲自己的思想。 主持人: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让老子先遇到了,人类发展到那会儿,思想史发展到那会儿,让他正好赶上了,就让他先说了,他说完之后别人就只能照着讲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