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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比较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及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概念的意蕴，可以使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批判得到澄明。马克思的“类存在物”，不但指认了人的社会性，而且指证了永恒不变之人性观的虚幻性，从而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内涵和永恒道德原则的观念：使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则内置了马克思对道德准则的理解，使他对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而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理想存在状态体现了手段性活动与目的性活动的统一，因而成为人的终极价值和伦理学的目的，构成了对各种形式的道德目的论的批判。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严重危机使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了哲学的核心，在这一新的哲学格局中，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伦理学专著，他不像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等思想家，撰写了理论体系完整、严密的伦理学著作，也不是耶稣和尼采那样的道德立法者或布道者，为社会构建新道德，向人们进行道德说教。尤其是在谈及道德问题时的态度似乎也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道德观和道德理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和反映。唯物史观的主旨是理解社会，而不是对社会做道德评判或提出一个社会向何处去的理想概念。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拒绝诉诸任何道德原则，并将其理论只建立在“任何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实之上。①他甚至蔑视伦理话语，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争论中的道德主义的干预，也一以贯之地持反对态度，曾宣称，“共产主义者根本不宣讲道德。”②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谴责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的著述又充满着或明或暗的道德评判，他对资本戕害人性的力量的愤慨描述是用明显的道德语言表达的。在《资本论》第1卷的许多地方，马克思把获取剩余价值描绘成“抢劫”、“偷窃”、从工人那里“榨取掠夺物”以及“盗用”③，在其他一些地方，他用朴素的语言将之称作“赃物”和“窃取异化劳动时间”。④ 由于马克思在对待道德问题上的这种模糊态度，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有种种误解甚至歪曲，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观点是，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不存在道德价值批判。W·苏巴特（Sombart）提出：“马克思理论以其反伦理倾向而区别于其它任何社会理论，马克思理论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伦理言论、伦理命题和伦理预设。”⑤A·W·伍德甚至指责马克思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⑥另一看法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应分为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两部分，其中，社会理论是一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而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两种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截然不同且逻辑上互相独立的两个方面。持这种看法的主要是当代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⑦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否认马克思理论的道德批判立场，是肤浅的、独断的，而第二种观点把作为整体有机联系的马克思理论肢解为独立和不相关联的两个部分，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扭曲和篡改。事实上，道德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两条主线，只是道德哲学批判往往被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遮蔽，从而造成人们在思想上形成马克思没有道德哲学批判或将两种批判割裂开来的误解。通过比较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及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概念的意蕴，可以使其被遮蔽了的道德哲学批判得到澄明。 二、马克思的道德哲学批判 1.“类存在物”与永恒道德原则批判 马克思运用“类存在物”作为探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的一个重要线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⑧一般认为，马克思的“类存在物”的内涵应归结为费尔巴哈哲学意义上，但是，与其把“类存在物”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学意义上，不如把它归结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意义上，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命题中赋予了人的社会活动和最终归宿的人的本性的哲学认识，这似乎更接近马克思对人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本性就是目的，每个事物是什么，只有当它完全成长时，我们才能说出它的本性，无论是人、马和家庭等都是这样。对于人来说，它不能离开共同体而独立生活，而任何共同体都是为了某种善才建立的，城邦这种政治共同体体现了共同生活的最完全最高的善，所以人的本性是城邦的，只有在城邦国家中他才能达到自我完善，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政治动物，凡是本性上不属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超人就是鄙夫。”⑨马克思的“类存在物”概念在一般给定的意义上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概念有相通之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直接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批判了斯密、李嘉图和卢梭等人，指出他们的理论是“18世纪的鲁滨逊一类故事”，并宣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⑩所以，把“类存在物”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联系起来谈，并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类比。但是，两者的共同点只是从他们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的，其实，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政治本性的哲学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构成了马克思对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伦理学批判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然形成的，这一观点与他的哲学理论有关。在他看来，凡是实在的东西就是永恒的。他的所谓实在而永恒的东西，他称之为“第一原理”，这个第一原理却不是知识自身的对象，它只能是直观理性——努斯（nous）的对象，所有人的行为必须符合第一原理。这样，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认识就是超历史的、超出社会之外的，因而是抽象的。马克思的“类存在物”显然不是建构在所谓先在的“第一原理”之类的东西基础上，而是建构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白：“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则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1)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存在物”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对象，人的本质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他只有在社会之中形成自己的个性，他能够按这些存在物的方式而单独行动，他的需要和兴趣都能从历史中得到解释。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由于人性是不变的、永恒的，人的“生命活动”就只能改变人历史上具体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对于理性上受指导的永恒的自在本性则是不能改变的。 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立场使他坚持有客观的永恒道德原则的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一章开门见山就说，我们的道德德性就是选择适度，即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而适度是由逻各斯来决定的。具有逻各斯的人就要说明这种逻各斯是什么，即作为伦理标准的逻各斯是什么。(12)《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沿着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有客观的普遍的善存在，这种善就是合乎真理合乎理性。他在对善的目的进行分析时说，希望在一般意义上是对于善的，但是一个人所希望的并不总是能达到目的的善，在选择不正确的情况下，他所希望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恶，只有好人所希望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善，因为好人的品质使他对何事物的看法与事物本身的逻各斯一致。(13)可见，道德德性和善的存在都必须以先在的理性来说明，这种探究的方法当然是马克思所不能同意的。 马克思运用“类存在物”作为克服异化的主要线索，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道德危机的价值评判。但是，马克思决不认同任何客观的超历史的道德原则，在有关“类存在物”的理论中并没有所谓先在的概念范式，因为（1）类存在物并不是自在的本质；（2）人的本质就是历史化了的类生活的表现。对马克思来说，所谓的道德准则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14)由此可见，马克思拒斥任何超历史的道德原则，并因此能够在对资本主义的正义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虚伪性的谴责中一直担当了道德批评家的角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声明，“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15)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拒斥古典伦理学的抽象人性观和超验的道德立场，遗憾的是，这样的立场却被伍德等人用来作为指证马克思是非道德主义者的论据。 2．“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与道德形式主义批判 在马克思的早期批判理论中，使人成为“类存在物”的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后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用“实践”概念来涵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虽然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作为“生命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概念却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有根本的分歧。通过对两人实践概念分歧的探究，我们能了解马克思是如何建构他的道德准则并领悟他对道德形式主义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曾在多种含义上使用实践一词，但最确定的用法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亚氏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种，即理论的、实践的与创制的活动。其中，理论是一种沉思活动，是人最高层次的活动，它的本性就是求知并以达到对世界的不变的原因和原理的认识：而实践是对于可因我们（作为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16)创制主要是指生产和技艺活动，它是目的在外的活动。亚里士多德对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了明确的划界，理论所关涉的是一个必然王国，这是人的作为无能为力的领域，人跟它之间只有发生纯粹认识的关系时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感受。而实践所关涉的是一个自由的王国，这是人的自主生活的领域，人的自由和幸福感受直接寓于人的选择行为当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的求知只能通过对普遍性的沉思来获得，而实践的求善只能通过对特殊性的操作来达到，自由王国由于人的选择因素的存在而没有普适性的原理，甚至人能不能辨别善的能力，都是自然而成的。由于实践领域是具体的，所以，不存在任何普遍的道德规则给实践提供指导。麦金太尔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需要实际运用这样一种实践判断，它是规则所无法指导的……，而且他也认识到，正是由于这些规则的本性使然，无论它们可能获得多么完善的表述，都不能给所有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提供指导。”(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