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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从四书到“四书”系统的论说结构及其变迁。作者从论说形式的表层形态入手，观察深层的思想文化经验。论文揭示：《论语》是古典伦理实践的言谈典范，是儒家伦理的原初形态；《孟子》包含传述、论辩与玄言三种不同的论说方式，发展出心性论的初步观点；而《大学》与《中庸》则是宣喻、传述相结合，两书均与心性修养相关，但前者重道德践履，后者重精神体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塑造，并赋予其深刻的理学性格。作者认为，这套论说所服务的原初观念主要属于伦理领域，随后的发展导向一种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初步论辩，最后在对抗其它宗教价值体系的斗争中，编织成一套贯通天（宗教）人（伦理）的特殊论说系统。在结语中，作者提出理学在当代的发展可能面对的内在问题。 关键词：“四书”系统 论说 传述与论辩 玄言与宣喻 诠释 引言：释题 “四书”是四书的升级版。把“四书”当作一个整体，与把它当作不同文献的合称，背后预设的立场很不一样。不认同宋明理学者，如清代汉学特别是民初古史辨运动后的许多学者，可以对之采取分而治之，甚至从中割据称雄的策略。然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政治如此，学术也然。在时下关怀传统的思潮中，整体地理解经典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取向。[1] 它既可以表现为对其价值观念（包括道德或形上学观点）的肯定或者阐发，也可以落实为对其思想方法（如思维方式、诠释方法之类）的分析探讨。相对而言，后者更着重于它同现代学理形式的联系。本文的努力与此相关联，分析从四书到“四书”的论说结构及其变迁，其立场是哲学的。 所谓论说（discourse，中文也可称论述、言说、话语），泛指以语言为核心的思想表达方式。[2] 它是论说者围绕着如何说服听众接受自己的认识、意愿或信念而进行的表达行为。表达途径包括不同介质的传递形态，日常话语与符号（主要是文字）记述，后者是前者的派生物。其功能包括实践指令，情感传递，经验描述，想象展示，观念解释，以及学理论证等等。它同语法、修辞、逻辑、心理等问题相交叉，但覆盖面更广。这些不同功能在两种传达方式中可交叠存在，但效果却伴随内容与目标的变化而不同。而采取什么样的传达方式，从根本上讲，是由说－听（或写－读）者的关系，也就是特定的生活方式所限定的。有些论说方式可以是自觉的选择，有些则可能就是具体的生活习惯使然。本文并不准备提出一套关于论说的系统论说，而是借助于对“四书”论说结构的分析，窥测这个传统形成过程中的某些思想与历史关节。因此，它的目的不是抽离、排除对价值内容的讨论，而是从论说的表层形态入手，观察深层的思想文化经验。 “四书”由四个体裁不同，年代不一的文本组成，区分体裁就是分析不同论说最直接的入手处。但是，论述的顺序未必完全按其产生年代来排列，原因不是其中有些文献如《大学》《中庸》的年代仍有争议，而在于遵循系统形成的历史逻辑，或者说“纳入”系统的次序，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四书”系统最终是由定型者而非奠基者完成的。依此，论文的讨论对象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与《中庸》，最后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这套论说所服务的原初观念主要属于伦理领域，随后的发展导向一种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的初步论辩，最后在对抗其它宗教价值体系的斗争中，编织成一套贯通天（宗教）人（伦理）的特殊论说系统。 简言之，本文的思路或者结构，也可当成作者服务于其论题而采取的论说策略。 一、《论语》：伦理的原初形态 关于《论语》的文本性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广为人知：“《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简言之，《论语》不是有计划的著作，而是一套记录稿，主要是语录体。记录对象是孔子连同弟子、时人，内容则是孔子对弟子或时人问题的“应答”。记录者及编纂者，可能是不同代的弟子。证之文本，《汉志》的概括大致确当。从论说的角度看，首先要考察的，是“应答”这一形式在《论语》中的表现，包括在文本中的份量，以及它在孔子表达思想时所起的作用。 先看语录的类型结构。通行的《论语》一书，分20篇，计510章。依其语言特征可分三大类。第一类，以“子曰”或“孔子曰”（后面这种句式集中在《季氏》篇中）开头导引者，达247章，是全书主体。如《学而》开篇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如《为政》所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第二类是问答体，以“某某问”开始，孔子应答作结者，共72章。它包含“某某问某”、“某某问：……？”等多种类型，前者如“颜渊问仁”、“子贡问政”之类，后者如：“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余下的较杂，均归入第三类，它包括几种情况，其中，有孔子行为的描述，如《阳货》中“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的描述就很生动。[3] 有弟子的独白，如“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也很著名。还有，弟子或他人对孔子的评论，正面者如《子张》所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反面者如《微子》篇所载，有长沮、桀溺等人对孔子的讽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