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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这种人的慨念的地位以及这个概念与伯林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关系，人们可能会提出一定的疑问。这种人的概念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以及这种概念是如何确定的？这种人的概念又是如何与著名的选择活动（这是伯林的自由主义的突出特征）联系起来的？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把人看作是通过选择活动而自我改造的存在这种人的概念部分地依靠历史所提供的文化差异性的证据。历史所透露出来的东西表明，不是某种固定的人性得到了一定的改变，倒毋宁说人性就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带有许多文化特征的征候群。如伯林所认为的那样，说人性是通过运用选择能力的活动而自我改变的，这并不是说这种改变是某种无定的结果，而是说这些改变就是人类选择能力的表现，对这种改变，任何决定论的解释框架都是无法预知的。这科伯林后期才形成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他早期反对人类决定论的论文中。这表明，他关于人的概念的一些思想老早就已存在了。也就是说，当时支持这些思想的是哲学推理而不是历史的或其他经验的证据。所以，伯林这种以选择活动为人性的中心的人的概念的认识论根据部分地是哲学的部分地是历史的。很显然——如果不这样认为就会犯伦理学自然主义的谬误——这种人的概念的真理性并不能保证那种以选择活动为人类善的核心的自由主义是可接受的。愿意过的生活就是好的生活的观念是带有很鲜明的文化特色的概念，如果这种观念能被支持的话它必须靠思考来支持，而不是依靠伯林援引的那些支持人的一般概念的论据来支持。确实有人反对伯林的观点，认为伯林的观点中所表现的并不是选择活动在人性中居于中心地位，居于中心地位的只是人性的可变性和对文化差异性即不同的事物的偏好。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将指出这种批评不是完全恰当的，因为至少有一些文化差异就起源于在不可通约的价值间的选择。然而，在这种批评意见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把人性看作是部分地被决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文化的可变性，如果确实是如此，那么这一点就是普遍的；这种人性观与认为人的独有的活动、构成人类生活中一切最有价值的东西的前提的活动就是选择活动那种关于人的观念是很不相同的。这种关于人的观念与一些现代的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人是自我理解的实践活动者的思想相一致，但是它并不是从人是自我改造的存在物的观念中引申出来的。 人类借以构成自己的多样性本质的文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可变的，它们体现了根本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通约的价值。这些文化形式也常常是冲突的和不可共存的。从背道而驰的文化形式之间的深刻价值冲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一我把它称为伯林的竞争的自由主义——就是不可能有超越一切文化的自由原则，也没有基本权利或基本自由的结构能使得这些文化形式的内容是确定的并使得它们的作用是和谐的。相反，冲突和可变性被引入自由的观念中，一如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既没有任何超文化的理性标准可循又必须在竞争的和不可通约的价值中进行选择时的自由。 概而言之，伯林所说的这种否定的自由是由多种多样的经常冲突的有时还是不可通约的自由构成的，而对于这些冲突又没有任何理论或原则能够予以解决。确实，由于相互否定的自由双方都具有价值并且这价值又不可通约，所以不可能有什么理论或计算自由的微积分能告诉我们否定的自由什么时候达到最大限度。、伯林提出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惜这段话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伯林写道： “在一定的条件下，‘否定的自由’的限度是很难估量的。……我的自由的限度依赖于，a）有多少可能性对我开放着（虽然计算这些可能性的方法只能是印象式的，因为行动的可能性决不是像苹果那样是能够被详细列举的分离的实体。）；b）实现每一种可能性有多么容易或多么困难；C）在我基于我的特点和具体环境条件而确定的生活计划中，这些可能性经过相互比较到底有多重要；d）这些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人的深思熟虑的行为所封闭和开启；e）不仅是个人而且对于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般观点来说，这些不同的可能性都具有多大价值。所有这些因素、这些量必须经过综合才能从这个过程中得出精确的无可争议的结论。可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存在许多种不可通约的自由，它们不可能用任何单一的尺度来度量” 这里伯林认为，对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即是否定的自由）的相对的或比较的判断本身就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价值中立的事实陈述（对于人类世界中的一些事物，即使人们对它们的价值判断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对这些事物的陈述也可以达到一致）。伯林的观点是，那些对价值或善具有相同的看法的人们，由于他们对具有不可通约的价值的自由所持的度量标准不同，他们就会对之做出不同的判断。 在伯林对否定的自由的不可通约性的认识中，以及他关于这种自由在多方面受到限制的观点中，还有两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第一点是他认为否定的自由也是在与其他价值的比较中显示自己的价值的，即它的价值不是“绝对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反对罗尔斯的那种康德主义的自由观，即认为相对于其他的政治价值来说自由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而认为在自由与其他价值之间的交易是经常的也确实是难免的，虽然没有任何原则能够告诉我们，在否定的自由和这些别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时候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这种交易。伯林的这个观点又涉及到他的价值多元论和他的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对这一点，我在解释伯林思想的过程中还会予以讨论。 第二点是他承认存在着多种因素和尺度，所以否定的自由会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表明他认为并不只是强制的力量才能限制否定的自由。按照伯林的看法，这种限制一个人的否定的自由的因素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在他的另一些著作中”他明确地表示，否定的不自由即某人的选择受到别的力量的阻碍，不能仅仅看作是别人成心的或不怀好意的干预，这种干预有时只是出于对于人类行为的难以意料的后果的责任心。否定的自由既可以由于深思熟虑的意图而削弱也会因为行动懈怠而受阻。总之，否定的自由所要求的也是对之生死攸关的东西不是意图，而是社会事件的可变性和人们对它们的责任感如何。伯林更进一步表示，在我们对这种相当广泛的否定的自由做出判断时，我们所要求的社会理论应该详细说明社会调解体制的可变性以及它们之所以如此变动的原因。如他所说的，“如果我的物质财富的缺乏是由于我缺乏一定的精神或身体能力而遣成的，如果我也接受了这种理论（它说明了这个现象之所以如此的社会原因和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责任感），那么我就可以说被剥夺了自由（不仅是被剥夺了财富）。……压抑的标准就是我相信受到了别人的玩弄，无论这种阻碍了我的希望的行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也不管这是有明确意图的还是无意识的。”因此，关于否定的自由的判断既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理论中立的。相反，按照伯林的观点，这些判断是一些价值判断，是一些经常带有不可通约性的判断，无疑地，它们都依赖一定的理论观点，而且经常是一些有无法解决的争议的理论观点。否定的自由仍是在两者不可兼得情势下的选择或不受别的妨碍或干涉的选择权，但是对于这妨碍或干涉的看法和计量却常常是有争议的，而且也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仅从标明伯林否定的自由观与实证主义者的自由观的深刻而尖锐的区别这一方面看，上述这几点就是很重要的。实证主义者奥本海姆（OPpenheim）就追求一种清除了评价含义和排除了易引起争议的理论主张的论述自由的语言；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观点比实证主义的观点与伯林的自由观相差更远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延伸性地考察伯林对自由的价值的看法，包括肯定的自由的价值和否定的自由的价值的看法。从我们前面对伯林思想的讨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伯林不可能以英美流行的经验主义的标准或功利主义标准把价值看作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个角度来考虑自由的价值问题。在伯林的著作中充满了这样的论述，即自由是一种内在的善，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满足人的愿望的手段。但是，如果自由的价值，特别是否定的自由的价值不在于促进需要的满足，或者不在于避免别的力量对满足需要的妨碍，那么又在于什么呢？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在自伯林之后的近来哲学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最深刻的回答。他指出，否定的自由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自主性的肯定的自由的贡献。这里，拉兹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作为一种有用手段的意义上，免受干扰的否定的自由只是自主性的一个必要条件，相反，它是不顺从别人意志的自主的主体的一种基本构成因素。但是在拉兹看来，免受干扰只是自主性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自主性还包括理性思考的能力、具有做出有意义的行动的充分的机智性和从众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一系列的选择权。对拉兹来说，正是自主性，而不是否定的自由，才具有终极的善的地位，否定的自由的所有的或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有利于增进自主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