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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论语》论气节 “气节”一词，据通行的《辞海》释义为：志气和节操，如：革命气节；民族气节。《史记·汲郑列传》：“[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见《辞海》1999年版第1762页)《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79页)。此词正式出现较晚，《论语》中谈到气节的事或人的时候，用的是“大节”或“大德”。大节，如载曾子的话：“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这是说勇于受临终托付幼君并代理国务的人，是有气节的君子人。大德，如载子夏说：“大德不逾闲。”(《论语·子张》)闲，围干，此指道德规范。 另一位儒家圣人孟子，则用“大丈夫”代替曾子所说有气节的“君子人”，并加上具体的要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文下》) 毛泽东曾用“骨气”这个词来称呼相当于孟子说的大丈夫这样的气节之士，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举闻一多、朱自清为例(见《别了，司徒雷登》)。当然，当代有骨气的中国人不止闻、朱二位，谁都知道，像早于此文写作时间之前从容就义的瞿秋白，晚于此文之后犯颜争“雅量”的梁漱溟，坚持“新人口论”的马寅初等，都有资格称为“有骨气的”中国人，这些人当然也就是有气节的中国人了。 由此可见，自古至今，人们尊崇的是有气节——如曾子所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君子，或如孟子说的“大丈夫”，毛泽东说的“有骨气的人”。 然而曾子只说大节，未提小节；孟子倒是提过小丈夫，但意指眼界胸襟不够广阔之人。可与小节同论的，是子夏说的小德。子夏紧接“大德不逾闲”这句话，跟着就说“小德出入可也”，就是说可以做点与大节有出入的事。出入，后人有注疏为“行权”的，遇上困难不妨权宜行事，这空间就大了，启发了对小节、小德的理解与回旋余地。魏晋风度的名士们，以放诞自外于礼法，人称“不拘小节”，尚有赞许意；但到明朝，恪守礼法行为已被称为“匹夫之小节”(张居正“夺情”语)，归入贬词了。 再说大节、大德。《论语·宪问》载孔子一段话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涉及民族气节的事，这里的管仲便成了民族英雄。春秋时四夷习俗，披头散发，服装前襟向左，这样就是受夷族统治了。这段话重点在“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句，所说直指民族气节问题。孔子这里意思很明确，倘若不是管仲挽救了中国，我早就成为夷狄统治下的子民了。但他没有说明，他假若真的“披发左衽”了(后来的历史证明完全有此可能，辽、金、元、清等即是)，面临民族存亡关头，将采取什么样态度：顺从还是抗争？《论语·八佾》又载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春秋》大义解释此语是“不以中国从夷狄也”(《谷梁传》襄公十年)。这都说明孔子重视大节大德，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观念，尊王攘夷，严守华夷之防，坚持民族气节；但“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段话，还是留下了一个含义模糊的表述。连孔子都不愿明白交代的问题，引起后世对气节问题许多争议，就不足为奇了。 三、关于司马迁为李陵辩解 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最重节义。《史记》列传第一篇就是写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兄弟。《太史公自序》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学者村尾元融说：“太史公欲求节义最高者为列传首，以激叔世浇漓之风，并与己述作之旨。”节指气节，其含义较广，合理、道理、情义、善义都有，姜太公称伯夷为“义人”，当时人称他“善人”。司马迁以此为后来二千多年历代王朝兴替、内祸外患中的臣民，树立了求仁取义、坚持气节的榜样。 但是，在写成这篇《伯夷列传》的第七年，已任朝廷太史令的司马迁，遇上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群臣纷纷置罪李陵。汉武帝问他意见，他从实回答了自己的看法，为李陵作无罪辩护。这篇辩护词，司马迁写在他的《报任安书》中，真正是文情并茂的好文章，后世传诵，至今还被选入各种古文读本，仍值得再次一读。今节录有关李陵一段：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盃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音拳，弓弩)，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汉武帝听了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阻挠征讨之师，为李陵游说，下法司问罪，处以腐刑(宫刑)。李陵则满门抄斩，断了他“欲得其当而报于汉”的归路。后人读了这篇充满悲愤情义的辩护书，结合他的不幸遭遇，无不把同情投向司马迁；因而又把同情同时也投向了遭灭族之祸的李陵；对汉武帝则给与了残忍刻薄少恩的谴责。 但这里存在一个法与情的问题。专制帝王虽说可凭一己喜怒好恶任意处置臣下，但形式上还得走一下法律程序。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好话，不合武帝心意，欲治其罪，仍得“遂下于理”，“卒从吏议”，治以“诬上”之罪，处以腐刑。所谓“吏议”，当然只是法官秉承上意做出的判词。李陵投降匈奴，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是兵败被俘还是兵败投降，有待事实的证明与区别，但都同气节有关。当两个民族生死搏斗之际，能不提民族气节吗？司马迁《报任安书》，以情代法，与此前所写《伯夷列传》，节义兼顾，在气节问题上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