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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深层现象学中我们谈论“显现实践”（Phänopraxie），不再只是关于现象学。所有基本现象最先面对在其自身之中被观视、被掌握、被“确定”之物而建构自身。一个观视，先是在被观看之物（Geschauten）中成为观视，面这被观看之物，只是因为这种观视才成为可见的，这二者可以通过“东方的道路”以诸如“顿悟”或“醒悟”等表达被领会。在“西方的道路”上尽管也有此类表达，但是［凭借］它们无所领会；尽管有一种“认识的理论”，但是没有“顿悟”的哲学。一种西方的顿悟的哲学（如结构现象学）将会指出，不存在顿悟的唯一形式，比如佛教的形式，而是有多种形式。每一个基本现象都作为“顿悟”产生，并且只能在这种形式中产生。由此出发首先将会看到，现象，当它们“首先和通常”地被激活时，是衰变显现和从属现象，在整个领域的黯淡的平均化中没有有生存价值的意义能被凸现。所以“意志”、“认识”、“劳动”、“信仰”、“社会性”等等在公众性中并首先也是在相应的科学中是被具体化了的漫画，并且这些科学将自身揭示为对缘在的自我扭曲的绝对化。当然只有以下的人和读者才有可能澄清这一点，即他们自身已拥有了通行基本现象方向的一种体验。他们的眼睛已经张开或能被开启；而其他人的则不能。由此作为对基本现象进行澄清的深层现象学，本质上乃是“密释学的”（hermetisch）。 关于这些联系胡塞尔最初在《危机》中表述过。他看到，在大部分科学中存在一种基本的盲目性，对立于基本现象的盲目性，这些基本现象各自乃是某一科学的基础。因此人们必须澄清这些基本现象，——至此胡塞尔都是正确的——只是在“首先和通常”地被给予的现象和“本己的”基本现象之间的整条深渊还没有向他敞开。规范现象的缜密的现象学确是如胡塞尔所主张的那样，但基本现象的现象学则有一些不同。海德格尔首先发现了关于基本现象的完全不同的维度，在他之前，以下情况都还处于封闭的状态：即存在更多的——或者说大量的——那种基本现象，并且在这里这是关于一个尚未被看到的生存真实性的整体维度。但是对于这一点，其它的基本现象发现者也没有看到。他们使他们自己的基本现象各自绝对化，并且把它看作是人类缘在的其他一切现象的基础。因此整个深层现象学的内在关联还没有被他们认识到。只是偶然地，比如只是通过某一巧合，两个基本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从属于这两个基本现象的理论的结合可能性才被认识到。比如说，对于深层现象“劳动”和“力比多”（Libido），情况就是这样。马尔库塞（Herbart Marcuse）就是这样。他在一种兼容性中掌握了来自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深层现象学，但是也正是因此其他的深层现象学对他而言还是遮蔽的，所以这一发现未能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在这里称之为深层现象学的维度，首先要如此掌握其内在关联并且由此给出一种可能性，即将后黑格尔哲学作为一种丰富的研究关联重新审视和重新创立。 此外这并不仅仅取决于基本现象的组合能力——因而只取决于人的“完整的”缘在境象——，而是首先取决于所有基本现象之中的尚未被发现的法则，比如说，取决于密释学的突破，取决于之后才突现的关于“首先和通常”地被给予的现象的衰变形式的认识，取决于现象的自我提升并且——关于这一点在这里还无可谈及——即关于它作为“传送媒介”的特性。 从东方的经验出发，通过密释学的突破，这一点和其他更多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更好的领会，尽管在东方也不是所有一切都被置于基本现象中并且首先它的多样性也还未被发现。由于这个原因，将深层现象学作为相互关联的研究维度揭示和扩展的行为就不仅是对于后黑格尔哲学——即欧洲的“当代哲学”的极为杂乱的显现关联的开启，也是迈向东方和西方道路的共同哲学、亚洲和欧洲的缘在体验的共同哲学的第一步。[12] 作为深层现象学，所有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性思想都有一种惊人的相互关联。首先是，尽管人们看上去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但是在本质之点上仍然是同一的方法的统一性运用，即结构分析的方法。由此在这里它们被处理为是“结构现象学”的形式，尽管它们自身并没有显示出这种标记。至少结构的存在论模式极为决定性地无处不在，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中都将摆脱超越实体的观点。缘在并不是一种只需去被实现的完成了的本质性，而是人的生存显现为是一个结构的拟定，这个结构并不只取决于个体，而是总是还取决于进入一个更广大的关联中的嵌入过程（它的进入结构过程（Einstrukturierung））。这不仅只关乎人的个体结构，更是始终关涉历史存在的大结构，这种历史存在并不简单地作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或社会化的世界被预先给予，而是也纠结于一个结构过程，而这个结构过程本身又依赖于人和人的自我结构化的方式。这种依赖性或者马上被掌握，比如在马克思那里，或者是在一个“转向”中才被掌握，如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还有如席勒，尽管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朝向康德的）“转向”中。这个转向没有传记式的特征，而是缘在的一个基本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上是在一瞬间被所有深层现象学家们所掌握，尽管有时也还只是暗示性的。 深层现象并不取决于大结构，但是它与大结构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劳动”，而是只有这一基本现象的一个历史形式，这种形式随着大结构的演变而一道演变。基督教中世纪的“我祈祷和劳动”（ora et labora）是从古代的“过度劳动”（Labor improbus）中转变来的。从表面看缘在劳动的方式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从缘在分析上看劳动的某些方面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信仰”、“游戏”、“关系”、“冒险”、“边缘状态”等等与此相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