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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当然要受到特定时代经济、政治因素的种种制约和影响，但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其深层文化精神，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进化、适应能力的文化生命。 孔子正是把文化传统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看等的。正因为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孔子认为，文化的发展，“斯文”的承传，应当是有“因”有“革”，有“损”有“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果只有“革”而没有“因”，文化就断绝了，生命就死亡了。相反，如果只是“因”而不“革”，文化就停滞了，生命就僵化了。因此，因革损益，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前人们常说孔子是保守派人物，并常常着眼于政治、经济方面来谈孔子的保守性。其实，从政治、经济问题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孔子是保守的。对春秋时期的从事政治经济改革的大政治家如子产、管仲等人，孔子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子产不毁乡校，孔子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去世，孔子为之流涕，称赞他是“古之遗爱”(《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批评管仲不俭，不知礼(《八俏》)但却又高度赞扬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政治业绩，称赞他“如其仁，如其仁”(《审问》)。对于当时以陪臣执国命的新派人物，孔子也并非一贯视如仇雠，墨子甚至说：“孔某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至少对在鲁国独揽朝政的季孙氏，孔子并没有作过任何直接的批评。可见，说孔子在政治上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并无充足的理由。 在经济问题上，人们用来论证孔子保守的主要证据，是说他反对鲁国用田赋。其实对这件事，孔子当时并未公然反对，更没有阻拦。季康子欲以田赋，主动来向孔子请教。可是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发表意见。可见他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某一项具体经济改革的实施与否。他只是事后私下对弟子冉有谈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而他之所以不赞同田赋，其用心并非针对某一种经济措施，而是出于“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取其薄”的爱民思想(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加重民众的负担。其出发点是一种超出了经济目的的文化理想的考虑。 简而言之，孔子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化人，而非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他所关心的重心并不是要阻挠(当然也不是促进)某项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变革，他关切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爱)的存亡断续问题。他用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是在于文化本位的仁道精神，而不是我们后人所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进步或倒退，革新或保守之类。在孔子看来，文化生存的问题实大于且高于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孔子虽然也曾一度从政，但从政在他看来只是实现其文化理想的手段而已。作为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杰作的“夹谷之会”，其文化意义也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要还是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如果说孔子在政治经济上是保守派这个观点很难成立，那么，说孔子在文化精神的承传问题上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则是不无道理的。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是以直接继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出现的。《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书礼乐”是前代文化的载体，而所谓“多能明之”，不同于后来“百家之学”的偶尔“时或称而道之”，是一种明确的理解与接受。联系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求”的精神及其对三代文化特别是周文化的响往与赞誉来看，以孔子为代表的邹鲁先生们的确是以继承一脉相传的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文化承传意识。而春秋时代的鲁国，保留前代文化最为完备，也为孔子及其弟子们承传前代文化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不同的是，后来“百家之学”中的其他各派，普遍带有反传统的色彩，与孔孟儒学以继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为主的基本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见拙文《从<庄子·天下篇>看先秦学术史的几个问题》，载《哲学研究》一九九○年增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在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的态度，相对来说，确乎比较保守。 但应当指出的是，孔子所要保守的，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式或仪文制度，而是体现于所有古代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文化精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礼乐的器物层面和仪文层面并不重要，当然可以也应当变革、损益，所以，“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觚不觚”，也可以勉强“觚哉，觚哉”!(《雍也)“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具体的仪文器物，礼仪形式，书可择其适用者用之，当然也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损益创新。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同样也是如此。 孔子所欲固执而承传的，是超越器物仪文层面和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的。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正表现了孔子对于这一深层文化精神传统的执着信念与承传意识。要说孔子“保守”，其保守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孔子之所以被人视为传统文化精神首屈一指的传人和代表者，与他这种带有“保守”色彩的文化承传意识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种深层文化精神一脉相传，并不等于一成不变。因为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理想中，就包含着肯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内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作为文化精神的主体的人在承传前代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应当也必然会对之加以扩充与创新。事实上，孔子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的核心的“仁道”精神，虽然可以在尧舜禹汤文武所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孔子本人的扩充与创新。 但是，扩充与创新，同断绝与废坠，是根本不同的。在孔子看来，传统文化精神尽管可以损益，但继绝与废坠，则是绝对不可以的。他之所以坚信“天之未丧斯文”，即源于这样一种信念。 深层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显示其内在生命特质以区别于他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之所以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并不只在于衣食住行等器物层面上的不同，也不在于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上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某种集体的深层文化精神。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文化精神，那么即使这个民族作为生物的存在(种族)依然子孙繁衍，但实际上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孔子虽说：“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但有君无君的问题同文化精神存亡继绝的问题比起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学统。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与此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